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纪元。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过程中，是如何进行战略谋划，解决大量复杂问题的？

　　随着解放战争的迅速推进，中国共产党运筹帷幄，及时谋划了建立新型国家政权的问题。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全面制定党的行动纲领，准备夺取全国胜利，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948年9月成立的华北人民政府，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积累了初步经验，并以较为完整的行政系统，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作了组织上的准备。1949年6月，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集中阐发了对于国体政体和主要政策的构想。6至8月，刘少奇率团秘密访问苏联，签订了苏联向新中国提供借款和派专家支援建设等协定。

　　为了确保新政权具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这一号召得到了许多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但一个实际的难题，是如何将分散在全国各地及海外的民主人士安全地接到解放区。当时全国大部分地区还处在战争环境下，要突破国民党的严密封锁，而在香港的还要突破港英当局的海关检查。

　　从1948年秋开始，中共中央直接部署、周恩来亲自指挥，由中共中央华南局和香港工委具体负责，开始了接送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安全北上的工作。这是一项极富挑战和风险的任务。北上路线选定了两条，北线是从上海、北平、天津到西柏坡，南线是将在香港的大批民主人士通过海路护送到大连，再到哈尔滨。这条线路人数最多，任务也最艰巨。周恩来亲自布置中共香港分局，务必做到万无一失，每条船都必须有共产党员护送。为此，选调了大批干部，分别在大连、哈尔滨、平山县李家庄等地设立接待站，还派钱之光等到朝鲜租用苏联等国的轮船。

　　从1948年9月到1949年9月，中共香港分局共组织接送20多批次、350多位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秘密北上解放区。北平和平解放后，民主人士又先后从沈阳等地抵达北平，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其中110多人成为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市委和军管会组织开展了北平的接管工作，为中共中央进驻北平作了必要的准备工作。3月23日，中共中央及所属机构离开西柏坡及其附近村庄。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将前往北平称为“进京赶考”。24日晚，毛泽东到达涿州；25日凌晨2点半，乘坐火车进京。为保证安全，火车编为3个列车：第一列车挂8个客车，载警卫部队和少数干部以及警卫人员为压道车，到西直门站下车，然后用卡车直送香山；第二列车挂8个卧车和一辆餐车，直开清华园车站；第三列车挂5个客车，3个行李车，开前门车站。清晨6时许，中央领导人乘坐的火车到达清华园车站，毛泽东等人下火车后，改乘汽车前往颐和园，下午到西苑机场，晚上进驻香山。

　　在西苑机场，毛泽东等人与160多位民主人士相见。随后，进一步会见民主人士，商讨召开新政协会议问题。共产党对民主人士肝胆相照，热诚相待，赢得了民主人士的拥护和支持。

　　新中国的成立，是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召开全体会议，商讨、研究和决定的。在筹备过程中，准备召开的政协会议在名称和任务上发生了两个变化：

　　一是为了与国民党先前召开的政协相区别，很多民主党派代表人士建议，将中共提议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为“新政协”。6月15日，改称为新政协的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举行，周恩来又建议在“政治协商会议”前加上“中国人民”四个字。到9月17日举行的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一致通过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二是按照原先计划，新政协会议主要是与民主党派共同商量如何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然后再由人民代表大会正式建立新中国。但是一些民主党派提出，这时全国很多地方还没有解放，人民代表实际上无法选举，但新中国的成立不能拖延，所以，建议直接由新政协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完成建立新中国的任务。于是，政治协商会议的任务、性质由筹备建立新中国变成了直接建立新中国。

　　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发出一份电报，诚邀在上海的宋庆龄北上出席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后来，中共中央特派邓颖超和廖梦醒持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两封亲笔信南下上海，再次诚邀她北上。周恩来原信中有一句“略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后将“略”字改成了“谨”字。据后来整理材料的人员辨识，此一修改还是毛泽东的笔迹。在邓颖超和廖梦醒到达上海后的两个星期里，周恩来连续给邓颖超发了7封电报，都是谈宋庆龄北上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盛情邀请下，宋庆龄最终同意北上。8月28日下午，宋庆龄在邓颖超、廖梦醒等人的陪同下到达北平。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以最隆重的礼遇到前门车站站台上迎接。

　　筹建新中国的最主要任务之一，是制定并通过一部全国各阶层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一致接受和遵守的共同纲领。这是关系新中国成立和发展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从开始起草到最后通过，这份文件曾三次起稿，三次命名。至于内容的变动和修改的次数就很难统计了。从中共方面正式提出草案初稿，到政协全体会议召开，共经过了七次讨论，代表们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畅所欲言，互相商讨。代表们就国名及其简称、社会主义目标、爱国民主分子问题、人身自由问题、联苏问题等事项进行了热烈讨论。所提出的修改意见，有的被采纳或基本被采纳，有的为进一步修改提供了参考，有的当场进行了热烈讨论，真正做到了集思广益。

　　在筹备新中国成立事宜时，由董必武牵头的起草委员会专门研究了国家名称问题。在最初的组织条例中，考虑到当时东欧国家都是人民民主国家，所以拟将国名定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但很多代表觉得，这个名称太长。黄炎培等人建议用“中华人民民主国简称中华民国或中华民主国，将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即可改称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但有人认为，民主与共和都有民主的意思，不必重复。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提出，“人民”这个概念，已经把“民主”的意思表达出来了，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不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听后觉得有道理，建议大家采纳。9月27日下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不用“中华民国”这个简称。至此，新中国正式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