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权力，正确运用权力，并且不被权力所腐蚀？100年来，尤其是执政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思考和回答这个“天问”，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韧劲，书写了巩固长期执政的篇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就是要掌握政权，实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当历史的契机一步步逼近时，如何认识这个权力、掌握这个权力、正确运用这个权力，并且不被这个权力所腐蚀，便日益成为一个历史的“天问”，突出地摆到了中国共产党面前。

　　首先遇到的是甲申之祭问题。

　　1943年3月，国民党以蒋介石的名义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其中说道，明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明末“党派倾轧”和“流寇横行”，以此影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电告在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要求组织文章反击。

　　1944年，正好是清军入关、明朝灭亡300周年。南方局约请郭沫若等人撰写反击文章。郭沫若认真搜集资料，写出了近两万字的《甲申三百年祭》。3月10日，文稿交董必武审阅。董必武极为赞赏，指示《新华日报》全文发表。3月19日至22日，《新华日报》在《新华副刊》上连载《甲申三百年祭》全文。

　　文章剖析了明朝灭亡的原因，一针见血地指出，正是因为明王朝统治的极端专制和腐败，又遇上所谓的“流寇”和“外族”的侵略，最终导致明朝的灭亡。灭亡的主因是明朝王室政治的腐败。文章还以较多笔墨总结了农民起义军攻陷北京城后，把明朝的专制与腐败接受过来，争权夺利，腐化堕落，很快自陷绝境，使刚建立几十天的大顺王朝彻底垮台的教训。

　　文章触动了国民党的神经。两天之后，《中央日报》发表社论，指责郭沫若文章鼓吹战败主义和亡国思想，组织进行围攻。

　　由于郭沫若的文章揭示了明末李自成起义由盛转亡的历史教训，对中国共产党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毛泽东连连称赞是好文章。中共中央将其列为全党整风学习的材料。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对延安高级干部的讲话中指出：“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4月18日、19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甲申三百年祭》并加长篇按语。6月7日，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联合发出学习《甲申三百年祭》的通知，并印成单行本下发各单位学习。

　　8月下旬，郭沫若致信毛泽东、周恩来等，感谢对自己的鼓励和鞭策。11月21日，毛泽东复信郭沫若，再次强调：“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到1945年，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的前途问题更加紧迫。哪个政党能够肩负起领导中国走向光明的责任？哪个政党能够正确地掌握权力而不被权力腐蚀？不同的政党都在考虑，不同的人们都在关注。

　　1945年7月1日至4日，黄炎培等6位国民参政员到延安访问。毛泽东在与黄炎培的几天交谈中，问到黄炎培访问的感想。黄炎培随即作了一番颇具历史意义的回答。

　　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

　　为何呢？黄炎培概括：“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

　　“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那么延安呢？黄炎培约略概括了自己的观感：“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听后，自信地回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段对话早已广为人知。有人称它为“延安窑洞对”。在我看来，称其为“天问”更为确切。因为这个问题太大、太深刻了。既是苍天在问，又是直问苍天。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大视野、大智慧、大思路、大战略。

　　中国共产党在即将取得全国政权之时，及时向自己提出了警示。

　　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此“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全会还作出了防止腐蚀和反对突出个人的六条规定：禁止给党的领导祝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做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禁止歌功颂德现象。

　　毛泽东的这一告诫和全会作出的规定，为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经受权力的考验敲响了警钟。

　　100年来，尤其是执政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思考和回答这个“天问”，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韧劲，书写了巩固长期执政的篇章。

　　2018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上，重提历史周期率问题，向全党作出了新的警示。

　　习近平总书记说：“我经常讲到历史周期率问题。”“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宗旨同封建王朝、农民起义军有着本质区别，不可简单类比，但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不容易，执掌政权后做到节俭内敛、敬终如始不容易，承平时期严以治吏、防腐戒奢不容易，重大变革关头顺乎潮流、顺应民心不容易。”

　　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再提起历史周期率问题。如何避免这个周期率，仍然是一个严重的、现实的问题。我们要继续努力，以更大的智慧作出更好的回答。（李忠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