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8%。图为当日，顾客在杭州一家超市选购食品。 （图片来源：人民视觉）

　　党中央多次强调要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这既是对疫情下宏观经济运行新特点的针对性举措，也是对新发展阶段保持我国经济平稳健康运行的宏观管理创新。准确把握我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的逻辑与重点，对做好未来一段时间的经济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当前，跨周期调节要求处理好经济短期波动与中长期发展、结构性力量与周期性力量、逆周期与顺周期、国内政策与国际政策协调等各种关系，保持我国经济平稳健康运行。

　　疫情危机的特殊性要求宏观调控创新

　　当前之所以突出强调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与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冲击的特殊性，以及疫情下国际国内经济运行新特点密切相关。

　　首先，疫情对经济的冲击范围之广、幅度之深前所未有。不同于单纯的需求冲击或供给冲击，新冠肺炎疫情同时冲击了经济的供给、需求和预期。疫情暴发之初，各国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等大面积停工停产，消费、投资、进出口全都受到强烈冲击，市场信心一落千丈，资本市场大幅震荡，失业率、GDP增速等主要经济指标的调整幅度创二战以来最高纪录，这就决定了对这次危机的应对不同一般的经济危机。

　　其次，疫情反复导致经济恢复进程中出现多个小周期。尽管随着疫苗接种加快，疫情已经得到有效防控，但病毒的变异、疫情的局部散发、民众对疫情未来走势的担忧等因素仍不断干扰市场主体信心。经济收缩与扩张周期快速切换甚至出现重叠，经济运行也常常出现反复，这就进一步加大了宏观调控的难度，尤其政策本身还面临逆周期性与顺周期性的现实挑战。

　　再次，疫情冲击后经济的恢复速度超过以往。由于疫情并没有对企业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造成实质性冲击，加上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企业迅速复工复产并开始增加投资，居民消费和国际贸易快速回升，各主要经济体均很快实现了环比正增长，我国经济更是在2020年当年就实现了正增长，且四季度经济同比增速已超过疫情前水平。美国经济恢复速度也超过以往几次金融危机，2021年二季度已经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同时通胀中枢抬升，通胀压力明显增大。面对这种情况，逆周期政策需要做出适时的调整。

　　另外，前所未有的政策力度面临后续不确定性。疫情暴发以后，国际上各国均出台了大规模的纾困政策，财政支出与赤字规模大幅扩张，货币政策全面量化宽松，以美联储为代表的中央银行更是向市场注入天量流动性，央行资产负债表快速膨胀，全球利率中枢降到历史新低。从过去危机应对的经验看，天量政策刺激后往往会有后遗症，甚至埋下新一轮危机的种子，随着疫情影响逐渐减弱和经济逐步恢复，后续政策退出与正常化进程将面临很大难度和不确定性，需要提前考虑跨周期政策的设计。

　　国内与国际周期不同步使逆周期调节面临现实挑战

　　新冠肺炎疫情在各国暴发的时间、各国应对疫情的策略、疫情在各国的发展态势等均不同步，这意味着各国经济受到冲击的时点和后续走势均会不同。例如，我国经济运行的低谷出现在2020年一季度，而欧美等经济体的低谷则普遍出现在二季度。加上各国应对疫情绩效的差异，各主要经济体恢复的节奏也不同步。

　　从全球经济恢复进程看，我国经济恢复最早、最快，恢复进程领先其他发达经济体2至3个季度。今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恢复态势明显放缓，下行压力有所增大，而欧美恢复态势却有加快迹象，新的不同步正在形成。

　　相应地，各国宏观政策正常化的节奏也不同步。自2020年底以来，按照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要求，我国的宏观政策逐步开始正常化，包括适当下调财政赤字率，以及以适当的节奏“防风险、稳杠杆、收信用”。相比之下，美国仍在加大财政刺激，美联储一直还在“扩表”，并且直到最近受通胀压力所迫才开始讨论缩减资产购买规模的问题，而欧洲、日本等经济体的政策正常化进程尚未开启。这就意味着主要经济体的宏观政策相互之间会存在不同方向的外溢性。当前，我国面临的一个较大外部不确定性，正是美国货币政策转向所带来的潜在影响。因此，我国的宏观政策不但要跨自己的周期，还要应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周期和政策调整的冲击。

　　跨周期宏观调控是维护政策可持续性的需要

　　我国经济运行仍处在新常态和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未来一个时期，我国经济仍将面临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和不确定性挑战。宏观调控不仅要应对眼前短期的经济波动，而且要坚持底线思维和长线思维，要对未来的经济形势及风险状况有所预判，要充分考虑未来经济可能面临的冲击和风险挑战，为应对新的不确定性留有政策空间。

　　跨周期设计财政政策，既要考虑政策的乘数效应及其本身的逆周期性，也要考虑平衡收支压力、化解债务风险、提升支出效率、激发市场活力及培养税基税源等多方面中长期要求。跨周期设计货币政策，既要考虑流动性的适度与资金成本的适当，以及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的匹配，也要考虑畅通政策传导机制、降低融资难度与成本、保持物价稳定以及防范金融风险等多重目标。

　　当前跨周期调节政策需要突出的几个重点

　　今年四季度和明年上半年，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前提下，持续完善宏观调控的跨周期设计和调节，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要努力保持我国经济四季度和明年平稳运行。受疫情冲击影响，今年以来我国主要经济指标基数效应明显，呈现“前高后低”的态势。从数字上看，上半年与下半年在经济增速上会有较大落差。在此背景下，要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统筹做好今明两年宏观政策衔接，把握好银行信贷资金投放及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节奏和力度，加快推进“十四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引导企业加大技术改造投资，激发有效需求，丰富有效供给，促进经济尽快回到潜在增速并稳定运行在合理区间，防止经济形成“下行惯性”，避免市场形成有关经济基本面恶化的预期。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合理把握预算内投资和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进度，推动今年底明年初形成实物工作量。货币政策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总规模增速与名义GDP增速基本匹配，稳定宏观杠杆率，保持实际利率水平稳定。

　　二要平衡好经济运行中的周期性力量和结构性力量。要充分考虑到经济的绿色化转型以及加强市场监管、化解过剩产能、加强房地产调控、防控金融风险等各项改革工作的紧缩效应和跨周期性特点，要把握好与之相关的结构性力量转换。既要瞄准经济运行的突出短板和瓶颈发力，呵护好改革推进和经济转型升级中新动能的成长，也要对冲好改革过程中旧动能的衰减，如能耗“双控”对产能释放的抑制、金融严监管对货币乘数效应的抑制、房地产调控对投资增长的抑制等，防止结构性力量与周期性力量形成共振。

　　三要处理好政策正常化进程中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要持续巩固经济恢复向好势头，加快重点领域改革，以经济高质量发展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止在处置局部风险过程中引发次生风险或系统性风险。要保持战略定力，将近期目标与长远目标结合起来，统筹做好财税体制改革、地方政府债务化解、货币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以及人口政策调整与养老保险改革等工作，稳步降低财政赤字率、政府负债率和宏观杠杆率，提高国有资产回报率、金融系统的抗风险能力和养老保险的可持续性。要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为应对新的不确定性留足政策空间。

　　四要多措并举保持物价总体稳定。面对国际上物价中枢抬升，大宗商品价格维持高位运行，国内PPI与CPI“剪刀差”持续拉大的特殊情况，在保持总需求平稳增长的同时，必须重视物价管理，要继续实施大宗商品保供措施，对供需矛盾较大的煤炭、有色等物资加大储备投放力度、进口力度和反垄断力度，处理好环保限产、能耗“双控”与大宗商品保供之间的关系，增加有效供给。加大打击炒作和囤积行为的力度，防范利用期货和现货两个市场进行价格操纵、哄抬价格。进一步实施中小企业政策纾困，稳定中游生产型企业库存，平稳释放下游终端需求，促进全产业链利润合理分布。完善重要原材料战略储备管理，建立平抑价格波动的长效机制。

　　五要加强政策协调配合并努力形成各项政策合力。要更加强调政策的时度效，加大各项政策间的协调力度，合理把握政策出台的节奏，加强对政策效果的事先、事中和事后评估，避免“政策打架”或效应相互抵消。例如，要抓紧制定碳达峰的路径和具体措施，尽快出台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坚持全国一盘棋，纠正运动式“减碳”，加强宏观、产业、节能、环保、投融资等政策协调，避免传统产能过快收缩。加大对新出台政策的权威解读，提高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引导各类市场主体对政策形成正确认识，有效消除企业对政策的困惑和担忧。加强与主要经济体的沟通对话与协调合作，对国际主要经济体宏观政策的潜在外溢效应做好预案。（陈昌盛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杨光普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第四研究室副主任 本文刊登于《中国纪检监察报》2021年9月16日理论周刊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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