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习近平 “七一讲话” 提出的 “两个创造” 重大论断，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性意义的新概括。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解放所形成的精神传统的逻辑结果，赋予了现代化的新内涵、新的结构功能和新的精神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种总体性历史叙述，需要从总体上把握才能深刻理解。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以下简称“七一讲话”) 中，在阐述中国共产党百年的成功之道和历史贡献时有两段提纲挈领的概括:“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深入理解 “七一讲话” 的新论断，需要把现代化的中国道路和人类文明的中国形态的生成，置于中国共产党百年探索和人类文明发展的大历史视野下进行考察，从总体上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性意义。

　　一、中国道路的生成逻辑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的“轴心时代”理论，其基本范畴是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几乎同时发生在中国、印度、伊朗、巴勒斯坦和希腊这几个地区的“精神突破”，这个时代的思想家们开始意识到人类作为整体的存在以及其自身能力的限度，走出了迈向普遍性的一步。轴心时代极为丰富的精神创造构成了此后人类精神的全部历史的基础。按雅斯贝尔斯建立的世界历史框架，轴心时代之后是科学和技术时代，亦即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到来，同样源于精神理念的突破。近代欧洲始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思想解放运动所确立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观念，特别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成为引领西欧迈入现代社会的原动力。精神解放带来“以数学和精确的理性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的产生和技术发展、经济大革命和政治大革命的“双元革命”，形成了推动社会巨变的强大冲力，把西欧和北美卷入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大潮之中。

　　近代以来，中国遭逢外来现代性挑战，被卷入由资本主义所开创的世界历史进程之中，社会发展呈现出贫弱积聚的态势。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完成现代化的任务、实现自立自强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从现代化的动力学看，理念革命和社会革命是必要的条件，而彻底的社会革命首先需要思想理念的革命。如果说道路的选择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理念的革命则是关乎怎样选择道路的第一位的问题。近代中国人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是一个学习、比较和吸收外来事物的反复“试验”的过程。直至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被中国人所学会，中国人民才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入主动”，精神上的主动带来近来以来中国人精神上的第一个突破;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历史性实践的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成为更具决定性的思想觉醒，并在实践中不断展现出丰硕的历史成果;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契合和不断深化，使中国走上了繁荣富强的复兴之路。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探索并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种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这种坚持走自己路的坚定决心，是我们党不断从挫折中觉醒、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真谛。”在“七一讲话”中，习近平把“走自己的路”概括为中国共产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和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概括起来说，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自觉，坚持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和坚定走自己的路的道路自信，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实践中。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解放所形成的实事求是和独立自主的精神传统的逻辑展开。

　　这个传统立基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形成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实践中，锤炼于中国共产党改造中国的伟大斗争中。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传统。邓小平说:“马克思、列宁从来没有说过农村包围城市，这个原理在当时世界上还是没有的。但是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指明了革命的具体道路……如果没有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能提出和解决这样的问题吗? 能把中国革命搞成功吗?”由于有这个传统，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中国现代化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1956 年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提出要独立思考，实现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二次结合”，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就，为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现代化的接续推进积累准备了多方面的条件。

　　正是这个传统在中国共产党内扎根如此之深，“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党内就开展了真理标准大讨论，重新恢复和确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且很快就在党的十二大上确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强调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邓小平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里说的“别国模式”，指的是苏联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模式。“长期历史经验”，既包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验，也包括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全部经验;既包括建设时期的经验，而且包括革命时期的经验。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走自己选择的道路，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有定力、更有自信、更有智慧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统筹“两个大局”、统揽“四个伟大”、协调推进“五个文明”建设进程中，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符合规律地向前发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超越与创造

　　在邓小平的语义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首先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特色，邓小平说，“我们的原则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走中国自己的道路，我们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首先是指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由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提出的到20世纪末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被实事求是地调整为实现小康。邓小平说:“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显然，小康社会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战略的阶段性目标，这个目标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相适应。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由此在相互衔接、不断具体化的“分步走”战略规划中依次展开，并最终在建党百周年之际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迈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华民族复兴路上的关键跨越，也是人类历史上史诗般的恢宏成就。美国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在2013年出版的著作《逃离不平等》中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逃脱贫困、饥馑和争取更好生活的历程。书中写道，在中国，亿万民众摆脱了长期的贫困状态，堪称有史以来人类最为伟大的逃亡。中国的发展，等于五分之一的世界发展。中国摆脱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稳步迈向现代化国家，既是中华民族内生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和世界文明进步的巨大贡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一个历史的路标，跨过这一台阶，我国社会主义将日益接近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质的飞跃，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也将胜劵在握。

　　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了走向现代化的新道路。近代以来，现代化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词和主旋律，也是文明进步的主要标志。但选择什么样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至今依然困挠着众多发展中国家。作为现代化的先行者，欧美国家凭借早发优势和话语霸权，把西方的价值观、制度模式和发展道路普遍化。如同有学者指出的，经典现代化理论“从西方社会的一般形象中获得‘现代性’的属性，然后又把这些属性的获得设想为现代化的标准。……现代化理论家试图把历史上产生于西方社会的特殊价值观和制度普遍化”。“现代化”成了“西方化”的代名词，欧美发展模式成了现代化的唯一模式。按照西方的主流观点或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逻辑，发展中国家要完成现代化，只有选择搞市场经济;而一旦选择了市场经济，就别无选择，只能导向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但按世界银行统计，在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到2008年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只有13 个，主要是欧洲边缘的小国(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以色列)、或亚洲的城市经济体(新加坡和中国香港)或是资源型国家。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西方现代化模式只是一个“发展的幻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打破了对西方式现代化的路径依赖，向世界昭示:没有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只要找准正确方向，驰而不息，“条条大路通罗马”。“我国的实践向世界说明了一个道理:治理一个国家，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是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道，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可以说，我们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也超越了新马克思主义的“不发达政治经济学”理论。这一理论是作为对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批判而提出的，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沿着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所常见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前进，以及为什么它们一直没有什么进展或进展缓慢?”不发达政治经济学以“中心—边缘”范式替代了经典现代化理论的“传统—现代”框架，其理论主题——在世界经济体系中，落后国家(边缘国家)如何处理与发达国家(中心国)的关系，怎样摆脱贫困和实现发展——也极具问题意识。但不发达政治经济学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开出的两种方案——或者走“依附”发展道路，在不平等的国际经济体系中获得发展;或者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脱钩”，实施“自主”发展战略，都存在明显缺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展中国家大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大都选择了第一种方案。但依附于中心国的结果是，不仅没有走出发展陷阱，反而丧失了自身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独立性;而社会主义国家选择的完全“脱钩”的发展模式，也被实践证明行不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破解了发展中国家遇到的“依附”发展或“脱钩”发展的二元难题。中国既不“脱钩”也不“依附”，走出了一条发展新道路:既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潮流，积极参与和推动全球化;同时掌握发展的主动权，保持了发展的独立自主性，从而为世界上那些既追求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的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新”在何处?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都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内涵，特别强调了其中五个显著特征:“我们的任务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当然我们建设的现代化必须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我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特别强调了五点，就是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党的领导和人民中心构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特征，这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始终坚持的方向;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既受现实的条件约束，也受历史、传统乃至文化的惯性的影响，必须是符合本国实际的现代化。“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须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遵循了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但不是苏联式现代化、西方式现代化等既有现代化模式的再版或翻版，而是具有新的内容、特点和新的创造。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是科学理性的现代化，有长远清晰的战略规划和分步实施的路线图。中国从1953年开始借鉴苏联“五年计划”的经验，编制实施“一五”计划。五年计划属于短期计划，但从1954年开始，中国就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长期战略规划，目标是到20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毛泽东提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改革开放后，从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战略，十五大提出的“新三步走”和“两个一百年”目标，再到十九大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的两阶段战略安排，都属长期战略规划。即使是五年规划，也是把短期和中长期目标有机衔接起来，如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上制定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就体现了“谋五年，看百年”的战略一致性。从世界上看，其他大国都没有这样长远的规划或战略安排，事实上，这在西方国家也是难以想象的。西方国家的发展规划至多5年，而中国的长期规划短则30年，长则70年。西方各政党基于各自的政治利益，或受到任期限制，不可能有这样长远的战略安排。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分步走”的战略规划，目标清晰，且建立在实事求是和计划理性的基础上，每一步目标都能顺利实现，且基本都提前完成。这与一些西方国家政党受民粹主义裹挟提出的不切实际的承诺，也有根本的不同。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致力于促进全体人民共享共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体现了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习近平指出，“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领导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自己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诉求，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西方式的现代化是资本利益至上、少部分人攫取大多数人利益的现代化。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在《21 世纪资本论》中对西方国家分配变化趋势的研究表明，财富不平等现象在资本主义历史上长期存在，当今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而且将继续恶化下去。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造成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制度根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构建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体系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体系，以及“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既能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又能防范化解经济社会风险和保证共同富裕的发展方向，既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又防止了市场和资本无序运作;西方式的现代化以资本逻辑为主导，市场从社会中“脱嵌”，市场盲目扩张和资本野蛮生长导致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失序混乱难以避免。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现代化，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党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又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中国的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既保障人民有民主选举的权利，又强调“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有效弥补了单一选举民主的缺陷，体现了人民民主的真谛。中国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有效避免了党派纷争、利益集团偏私、少数政治“精英”操弄等现象的出现。西方式的现代化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政治体系被垄断资本所控制，决定了其难以避免党同伐异、政治内耗、社会撕裂等种种政治乱象。西方政治制度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其内在矛盾是与生俱来的，发展到今天出现系统性危机，遭遇严重挑战。西方学者也承认，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民主制国家正承受着“严重的政治衰败”，表现为党派利益凌驾于国家整体利益之上，民主政治沦为少数人逐利的“金钱政治”，政党政治堕落为“政党恶斗”，权力制衡演化为“否决政治”，有民主无效能成为西方民主国家和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国家的通病。

　　第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是五位一体全面发展、均衡推进，而非单向度的现代化，为破解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心为物役、消费主义、自然观的人类中心主义等等“现代性困境”，提供了系统性解决思路。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凝炼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超越了以往单一强调经济结构转型的发展理论，为发展中国家摆脱有增长而无发展的“低度发展”问题，提供了新的理念和路径。

　　第五，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独立自主、自信开放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追求互利共赢的现代化。中国把自身的发展同世界的发展统一起来，顺应历史前进的逻辑，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积极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建立在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基础上，是奉行丛林法则和零和博弈、以邻为壑、追求霸权的现代化，成为阻碍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破坏性力量，也导致当今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和信任赤字有增无减。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艰辛探索中创造出来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赋予了现代化的新内涵、新的结构—功能和新的精神境界，为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步履蹒跚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的新选择。又由于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其复杂程度和难度，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因而从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和启示，也就超越了一国层面，而具有了世界性的意义与价值。到21世纪中叶，当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成功建成现代化强国时，不仅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也将更加充分地展示出其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意义。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何以构建

　　1985年，基辛格在北京同邓小平谈到中国改革时曾说:“像中国这样大规模的改革是任何人都没有尝试过的，世界上还没有别的国家尝试过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因为你们的尝试是一个全新的试验。如果你们成功了，就将从哲学上同时向计划经济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提出问题。”所谓“从哲学上”提出问题，即是可以从经验事实中提炼抽象出一种新的发展哲学。在经济思想和经济制度史上，还从来没有过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先例。20 世纪80年代中期，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是世界上两种主要的经济体制，分别是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运行。中国如果成功地实现两种体制的结合，就将构建一种全新的制度文明，向其他国家提供新的发展方案或选项。如果说，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之初，邓小平的回答还比较谨慎:“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那么在邓小平和基辛格谈话36年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贡献已经不仅限于对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经验的层面，而是具有了更为重要的世界历史性意义。学者们此前探讨的关于中国现代化正在开启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也已经具备了可描述、可界定的内涵。

　　现代文明的要素生成于现代化的过程，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也形成于中国共产党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历史过程中。但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理解的是，“七一讲话”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论述，不仅仅是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之创造的层面，更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性意义和贡献的一种总体性历史叙述。从历史、哲学和实践逻辑中，我们可以作出下述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发展大道上的产物，是在开放的世界和向世界开放的进程中兴起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汲取世界文明成果并结合当代中国实际的综合创新。中国道路既是“走自己的路”，也是走人类文明发展之路。它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既解决了中国问题，又蕴含着解决人类问题的普遍价值。就此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形成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这个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统一体，我们今天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可以概而言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明自信。

　　还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新形态的人类文明何以构建的关键要素是什么，具体地说，中国共产党为何能在当代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明形态，以及面向未来，人类文明的中国形态如何引领人类文明发展方向。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必要条件之一是必须有历史自觉。历史自觉既包含对人类发展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也包含认识历史发展大势基础上的主动作为。“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奋发有为，锐意进取，人类社会就能更好前进。”“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起于20世纪后半期世界历史变局的大背景下，时代主题的转换、新技术革命和新工业革命的兴起、现代化的第三次浪潮和东亚的崛起，是大变局的主要标志。世界大变局和大变革给中国带来重大发展机遇，也使中国面临严峻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时代变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作出了有力的回应，成为和平与发展时代的社会主义、新技术革命和新工业革命时代的社会主义、东亚崛起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遵循历史发展逻辑，顺应时代进步潮流，在变局中开新局，不仅开创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也为一种新文明形态的形成创造了前提。习近平的“七一讲话”，正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成就与民族复兴道路的开创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相联系的维度，阐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觉和历史性贡献的。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是文明交流互鉴中的创造。雅斯贝尔斯认为，轴心时代几大文明区域的精神创造，都是在相距遥远、彼此隔绝的状态下产生的，尽管中国的孔子和墨子周游列国，印度的佛陀和希腊的诡辩家、哲学家也到处云游，但他们的精神传播都仅限于各自内部。虽然人类早期受到地理阻隔等限制，但各种文明之间的交流、接触还是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逐步扩大而不断加深，世界是在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中才成为今天这个样态的。到资本主义开创了世界历史，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已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存在。由此在多元文明相互促进中形成的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形态，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都应得到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就如同自然界物种的多样性一样，一同构成我们这个星球的生命本原”。任何一种文明都是流动的、开放的，这是文明传播和发展的重要规律。“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文明交流、互学互鉴。历史呼唤着人类文明同放异彩，不同文明应该和谐共生、相得益彰，共同为人类发展提供精神力量。”

　　在长期演化过程中，中华文明既形成了自身文明发展的逻辑，又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中华文明具有独特的处世之道、价值取向、精神气质和生存理念，也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开放的眼光、开阔的胸怀对待世界各国人民的文明创造，“历来强调树立世界眼光，积极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文明成果，并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运用。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从国外学来的科学真理”。习近平特别强调:“对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无论是古代的中华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文明等，还是现在的亚洲文明、非洲文明、欧洲文明、美洲文明、大洋洲文明等，我们都应该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都应该积极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使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中的优秀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精神弘扬起来。”在学习中运用，在运用中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中获得了丰富营养，也以自身的创造丰富了人类文明内涵。例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学习吸收现代市场经济的成果并与中国社会主义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又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植根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所积淀的深厚历史文化传统，吸收借鉴了人类制度文明有益成果，经过了长期实践检验”，“是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再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是融合了社会主义价值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普遍价值文化的新文化。中国立足自身国情和实践，“从中华文明中汲取智慧，博采东西方各家之长，坚守但不僵化，借鉴但不照搬，在不断探索中形成了自己的发展道路”。这是一条从本国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实国情出发确立的道路，也是在同其他文明取长补短、择善而从、兼收并蓄同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文明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它是文明融合的产物，也为21世纪多元文明的交流、互鉴、共存和新文明的创造，提供了可以向世界分享的经验。

　　人类文明发展是在差异中寻求同一的演进过程，文明形态的生成是在对矛盾范畴扬弃基础上更高程度的统一。“人类文明进步历程从来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文明进步是在矛盾和对抗中发展起来的，在未来社会“真正的普遍的文明”代替阶级社会的文明之前，由于文明时代是建立在阶级对抗基础上的，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这种发展着的对立和矛盾也是文明发展的动力，马克思认为“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当今世界正处于深刻复杂的大变局之中，各种矛盾交织叠加，怎样在变乱交织中推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向发展，使人类社会向着更加光明、文明的方向前行? 对于这一关涉人类社会发展和世界文明进步的重大问题，需要作出创造性回答。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最具使命性的政党，以致力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担当，提出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构建引领时代之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宏大世界历史视野和思想逻辑，蕴含着源远流长的中国智慧，为回答和解决21世纪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开拓了新的思想维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秉持的“人类优先”理念，是对近代以来普遍存在的狭隘的“西方中心论”的超越，开辟了人类走向“真正的普遍的文明”的现实途径，成为引领时代变局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旗帜。（孙代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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