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否应当以实力与利益作为唯一考量的标准，这个问题从来不是新课题。2000多年前，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力图说明“一个理想的国家应该是正义的国家”，孟子则在梁惠王面前力陈义重于利这个思想。如今，“更团结”这个口号，在更大、更广泛的层面上进一步回应和弘扬了中西先哲的洞见

　　团结是人类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个秉性。联合国在2005年把每年的12月20日确定为国际人类团结日。团结日的重要性在于提醒人们去共同应对贫穷、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世界性问题。因为只有团结起来，人类才能探索未知领域、克服种种挑战。
2021年，国际奥委会决定在“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格言之后加入“更团结”。2022北京冬奥会必将增进各国人民友谊、提振人们战胜困难的信心，让“更团结”大放光芒。

　　哲学家伽达默尔曾提出，“节日”与“仪式”为人类团结奠定基础。他指出，语言因其界限而不能充当人类共同体生活世界的原始基础，“节日是共同性，是共同性以最完全的形式自我展示”。节日以及仪式这类位于更深实践层次的活动，通过在共同活动中产生的适度感，使人克服了动物无法克服的自爱本能，成为互相关心的共同存在者。这就是人类团结的原始动力因。

　　从这个意义上说，把“更团结”作为奥运精神的组成部分，可谓把握到了作为“共在”的人类的实践规定性。

　　“更团结”不仅局限于奥运赛场上，也不能仅在面对某些事件（如廉颇、蔺相如的“将相和”）时才被唤起。泰戈尔的名言“刀鞘保护刀的锋利，它自己则满足于它的迟钝”，也只是说出了局部范围内指定的分工协作；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更团结”进一步映现了人类在同一个世界上可持续、高质量共同生活所需要的生活哲学诉求。

　　“更团结”表明个体（某个人、某个民族、某个国家）与整体（世界）是不可分离的，我们处在同一个命运共同体之中。从哲学上说，部分与整体之间一般存在着两种关系：

　　第一，整体与可分离的部分的关系，也就是部分离开整体后能够自成一体继续存在。比如一张纸，若将其撕下一部分，则该部分就变为一个新的整体；旧的整体虽然消失，但旧的部分在转变为新的整体后依然存在。

　　第二，整体与不可分离的部分的关系，也就是部分离开整体后将无法持久存在。比如黑格尔举过手的例子，若将其从人身上砍下，则该部分虽在一定时间内能维持其既有的形式，但会立即失去其功能，并且我们不再可称其为现实的手。

　　依照个人自由主义或国家孤立主义的学说，个人或国家可以独立于他人或其他国家而存在，个体生命可以自成一个整体。坦率地讲，这种看法大体囿于狭隘的视域，而错失了全貌。哲学家叔本华曾提醒世人妥善对待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单个人几乎不能做什么事情，他就是一个孤单的鲁滨孙；只有与他人在一起，他才能做许多事情。”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使我们非常真切地看到，没有任何个人、国家可以在整体大环境遭到侵蚀或破坏的情况下独善其身，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最终胜利也不可能由某个个人或国家来获取。其原因并不仅仅在于“人是群居的动物”或“诸国共居地球村”这样略显单薄的生物学或空间上的解释，而恰恰在于个人与国家、国家与世界之间根本上维持着上述“不可分离”的关系。

　　个体存在的前提是有机整体的既有性，而不是个体先存在然后机械地组成整体。用哲学家黑格尔的话来说，是因为有“我们”才有“我”。人类团结应该在整体与不可分离的部分这个框架内得到妥善理解：团结是不可分离的部分的结构性要求。

　　当然，“更团结”表明各个国家既有普遍的目标，也有自身的特殊性。我们应当奉行求同存异的交往原则。《论语》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同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存在，并不意味着每个国家为了实现某种普遍性而要放弃自身的特殊性。相反，有机整体之所以能够持续以生命单元形式出现，是因为其中的每个部分都保留其特殊性的一面，并始终在构成普遍性的过程中持有这种特殊性。

　　举个例子，同为四肢，双手与双脚不仅在外观形态上不同，而且其与躯干结合的上下位置也有别；左右手虽同称双手，但其具体构造方向又互为镜像对称，不可不作区分。所以，中国传统哲学流派尤为强调“多样性中的统一”。

　　“更团结”口号所期待的境况，并不是所有国家为了某种普遍的目标，如和平与发展、人民幸福等，而取消自身的特殊性以及国别的差异性，并不是期盼所有国家都以现成的某个发展模式作为完美典范而进行机械复制。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但每个国家实现共同价值的方式可以不必一致，甚至必定是不一致的。毋宁说，“更团结”的题中应有之义就是“不同者”合其为“共同者”。

　　就此而言，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团结，同时守护着普遍性与特殊性。一方面，团结的目的是实现人类共同普遍的目标，舍此则无团结的必要，因为团结不是外在空洞的强制性；另一方面，团结的可能性在于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差异，舍此则诸个体绝无有机结合的条件，因为同一的诸个体只能产生机械的堆叠，而不可言之为团结。

　　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

　　用新时代的话语来说，就是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

　　面对仍在持续的新冠肺炎疫情，我们需要“更团结”。而之所以有可能“更团结”，是因为各个国家在抗疫过程中携带着自己的特殊性，继而实现互补、互助。

　　“更团结”还表明各个国家之间的平等协作不因国家实力的大小而改变，不以一己利益为最终衡量标准。我们希望在冬奥会赛场上看到运动员在各个项目上有“更高、更快、更强”的表现，也愿意看到处于竞争中的运动员具有“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宝贵品格。

　　同样，在国家交往中，发达国家体现出更强的综合国力，一些国家之间在若干方面或多或少存在竞争关系，国际的协同合作在诸多领域得到开展。但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是：实力强的国家只与实力相当的国家保持所谓平等的关系，而以威逼利诱的方式将其他国家置于从属国的地位之上；国家之间稳定关系的保障只是利益层面的来往，强者因承担了更多的责任而逼迫弱者通过其他方式进行补偿，即为恃强凌弱。

　　还是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控制疫情蔓延的一个有效手段是世界范围内疫苗的广泛接种，其实现条件在于疫苗生产与分配的全球统筹调度。生物医药研发与生产水平较高的国家倘若只关注疫苗的专利收益与本国公民的疫苗接种，而对于其他需要疫苗进口的国家囤积居奇、趁火打劫甚至假道灭虢，那么不仅降低了疫苗在特定时间内的效用，也无益于全球共同抗疫。

　　再以应对全球气候问题为例，各国的团结合作至关重要。在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各国签署通过了《格拉斯哥气候协议》。这份协议提出了逐步减少煤炭使用的目标，体现了各国在减少碳排放问题上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

　　其实，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否应当以实力与利益作为唯一考量的标准，这个问题从来不是新课题。2000多年前，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力图说明“一个理想的国家应该是正义的国家”，孟子则在梁惠王面前力陈义重于利这个思想。如今，“更团结”这个口号，在更大、更广泛的层面上进一步回应和弘扬了中西先哲的洞见。

　　这方面的一个经典的案例就是“人类基因组计划”。这一计划旨在测定人类染色体的核苷酸序列，于1990年正式启动，美、英、法、德、日、中等国科学家共同参与其中。2001年发布的人类基因组草图，标志着人类团结合作对生命终极奥秘的探索取得了重大胜利。

　　去年10月30日，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六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把“团结合作，携手抗疫”放在了第一要点予以强调，并指出“团结合作是最有力的武器”。对于中国人来说，“更团结”是一句颇接地气的口号，因为我们相信“团结就是力量”。

　　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更高、更快、更强”所要表达的是人的肉体生命的向上之力，那“更团结”所指的那股力量则是更能确认人的“共在”本质的精神之力。

　　（作者：高桦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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