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讨论时，首次提出“新型政党制度”概念，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这一重大政治论断，对中国政党制度作出了新的理论概括，彰显出高度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我们深刻认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在新时代坚持、发展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指明了方向。

　　新型政党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政党制度

　　任何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产生都离不开本国国情，都是在本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上自主性建构、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以“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为基本特征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正是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凝聚着几代人的集体智慧，经历了不断发展完善的探索历程。

　　自近代以来，面对中华民族的存亡绝续，无数仁人志士在不屈不挠的艰苦斗争中逐步认识到，要挽救中国，“非立大党，实行政党政治不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驱积极模仿西方多党制，在中国实行竞争型政党制度和议会政治制度，但很快就归于失败。之后，中国政党政治又经历了国共两党的合作与斗争、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破产。历史实践证明，多党制、两党制、一党制这些旧式政党制度都不适合中国国情，无法带领中华民族完成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更不可能实现民族复兴。

　　中国独特的革命历史和经验教训，使得逐步走上政治舞台中央的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要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必须从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出发来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1922年，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抗日战争时期，党把建立“工农共和国”的口号改为“人民共和国”，积极主动团结各革命阶级，与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民主党派走向联合。在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创建了与党外人士合作的“三三制”民主政权形式，被称为“远东民主的种子”，得到各民主党派的认同和支持。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权不同于资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政权，应实行包括各阶级、阶层、政党、政团以及个人等各革命阶级联合的国体和民主集中的政体。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再次指出：“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将形成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这种政治理念及其造成的政治优势，让中国共产党能够使不同政党在“民主建国”的政治主张上找到最大公约数，形成不断发展壮大的同盟军。1946年初政治协商会议（史称“旧政协”）召开期间，中国共产党积极寻求与其他党派合作，努力争取最广泛政治力量的理解支持，与当时的民主党派建立起患难与共的合作关系。1948年4月，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五一口号”是中国共产党探索适合中国的政党制度历程中的光辉一页，在新型政党制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公开地自觉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标志着新型政党制度开始成为上升到国家层面的战略选择。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

　　从中国政党制度的探索历程可知，新型政党制度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在其确立之前，人们经历过民国初年对西方国家议会政治、多党竞争趋之若鹜后的失望，也经历过对国民党武力镇压和政治迫害的绝望。在抗战胜利后历经重庆谈判、旧政协会议、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等道义得失的比较中，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日益认识到，建立独立、富强、和平、民主新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于中国共产党，从而开启了新型政党制度在中国不可逆转的具体历史实践过程。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提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改革开放以后，党的十二大确立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决心和信心。1989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将新型政党制度纳入我国政治体系之中，这反映了我们党对政党制度和政党关系的理解更进一步。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载入宪法。进入新世纪以后，新型政党制度继续发展，在理论上不断深化，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对多党合作事业的全面领导，召开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中央政协工作会议等，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为新时代多党合作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指出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是人心和力量问题。针对有人说党外人士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如果民主党派等统一战线成员不是同我们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而是同我们党唱不一样的调，甚至跑到我们党的对立面去了，那我国政治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就不会有政局稳定。没有政局稳定，什么事都做不成。对党外人士，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都不能轻视。

　　纵观历史发展，新型政党制度这一伟大创造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伟大成果。5000多年文明发展孕育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新型政党制度植根的文化沃土，是中国发展进步的突出优势。中华文化崇尚和传承的“天下为公，讲信修睦”“贵和尚中，和而不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理念，承载着家国情怀，彰显着“和合”精神，蕴含着民本意识，为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础和丰富的思想资源。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继承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另一方面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创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新型政党制度，并根据时代要求不断赋予这一制度以新内涵新理念新要求。

　　新型政党制度具有旧式政党制度不可比拟的优势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从一出现就带着“新”意，并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充实完善。习近平总书记用三个“新就新在”和三个“有效避免”论述了其“新在哪里”，深刻阐明了新型政党制度具有旧式政党制度不可比拟的巨大优势：

　　其一，新就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西方政党制度无论是两党制还是多党制，本质上代表的都是资产阶级不同集团的利益。在资本主义国家，金钱政治的盛行，使政治成为资本控制的提线木偶，使民主成为少数人的“专利”和滋生家族政治的温床。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其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其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坚守人民立场，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各民主党派通过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政治协商，能有效反映社会各方面的利益诉求和呼声愿望。因此，新型政党制度具有能够广泛代表和实现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巨大优势。

　　其二，新就新在它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西方政党理论认为民主最主要的体现在于竞争性选举，政党追求的价值目标就是夺取执政权。在这种理论影响下形成的政党体制，尔虞我诈、争权夺利必然成为选举常态。西方国家每逢大选，两党或多党就疯狂相互抹黑、彼此攻讦，展现出政党恶斗的斑斑劣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把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作为根本前提，以大团结大联合为目标，与各民主党派既通力合作、又互相监督，各民主党派自觉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有利于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形成高度政治认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奋斗。

　　其三，新就新在它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在西方两党制或多党制下，各政党为追求选票和利益最大化，以权力制衡为目标的党派竞争演变成缺乏理性的“否决政治”，导致政治极化、社会分裂、民粹崛起、政局动荡，决策相互掣肘，政治陷入僵局。这种政党竞争往往使政策不具有长期性，对国家长远利益缺乏通盘考量与合理安排，造成经济社会发展的“短视效应”。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合作、协商为特征，在共同协商基础上制定出务实而长远的发展规划，并一道为实现远大目标而奋斗，可以广泛达成各项政策和工作的最大共识，广泛畅通各种利益诉求进入决策程序的渠道，广泛形成发现和改正差错、失误的机制，广泛建立人民群众参与治理的机制，广泛凝聚全社会推进改革发展的智慧力量。

　　新型政党制度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

　　“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与西方政党制度不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既符合当代中国实际和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也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

　　为世界政党制度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既不属于一党制，也不同于多党制或两党制，而是在吸收现代政党制度既有模式下结合中国国情开创的新模式。这种新模式作为一种独特的类型，并不是人类政治文明中的另类，而是对旧式政党制度的扬弃与超越。因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仅增加了世界政党制度的丰富性，更为世界政党制度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让一些跳不出旧式政党制度局囿的国家看到了可以借鉴的成功模式。

　　开辟了政党沟通社会的新机制。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各民主党派都有各自联系的一部分群众，因此，新型政党制度能为更好了解民众利益诉求提供制度化机制和反馈渠道。尤其人民政协作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作为实行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成为中国共产党联系各民主党派与社会各阶层、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渠道。通过广大政协委员和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能够更好反映社情民意，畅通执政党与社会广大民众之间的沟通交流。

　　开创了新型的政党监督机制。西方在野党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监督执政党政权运作，并伺机上台执政。我国政党间是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参政党对执政党的监督是为了使执政党广泛听取意见、防止专断，帮助执政党更好执政。这种监督是通过提建议和批评方式进行的，是合作性的。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特征就是制度设计中的“合作”机制，由此而使政党间形成协商、协调、协作的关系。可见，我国各政党已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冲突利益的代言人，执政党与参政党关系的基础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通力合作与政治协商、政策协调，同时又强调在此基础上的互相监督。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价值取向，也是中国“和合”政治文化的产物。

　　创造了实现实质民主的新路径。西方政党制度坚持的“竞争性民主”理念，不仅造成严重内耗、执政效率低下，使所谓民主政治、多党竞争成为少数既得利益集团维护自身利益的手段，不仅不能代表民众诉求，甚至引发社会动荡不安、经济停滞不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既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也强调发扬民主，始终坚持协商民主原则，通过协商凝聚各党派共识，充分实现了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的“中国奇迹”以及“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鲜明对比，是新型政党制度优势的生动体现和有力证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新型政党制度必将焕发更加旺盛的生机与活力。（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副秘书长 于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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