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人利物之谓仁。”面对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中国对外提供力所能及的疫苗援助，以实际行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图为2021年8月20日，中国政府援助的第三批新冠疫苗运抵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新华社发（乌马利 摄）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要求“深入研究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起源和特质，构建中国文化基因的理念体系”。讲仁爱，作为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中培育和形成的独特思想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具有永不褪色的价值。如何理解中华文明中的仁爱思想，记者采访了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研究中心主任谢茂松。

　　“仁者爱人”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文明智慧

　　记者：在五千多年漫长文明发展史中，中国人民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仁爱始终是中华文明最核心的价值理念，至今仍在影响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行为选择。从文明演进的角度，如何理解仁爱的文化内涵？

　　谢茂松：仁的文化价值是在礼乐文明深厚累积的基础上揭示出来的。中华文明传统将周公与孔子并称，因为其历史贡献都关联礼乐文明。周公制礼作乐，集夏商周三代礼乐文明之大成；孔子将礼乐制度背后的精神即文化价值显明地揭示出来，这就是仁。

　　内在的仁与外在的礼具有内外相交养的关系。中华文明对于人、仁的理解是放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的。孔子弟子樊迟问“仁”，孔子回答说“爱人”。“仁者爱人”就是由近及远不断往外推扩，仁首先体现在对家人的爱上，包括对父母的爱与孝敬、对子女的慈爱、对同胞兄弟姐妹的爱。对家人的爱是起点，但不能只停留于对家人的爱，要由近及远不断往外推扩，正如孟子所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此再不断推扩为对国家的爱，这就是忠。把对父母的孝与对国家的忠结合起来就是忠孝。这一由近而及远的过程体现了中华文明“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智慧。

　　内在的仁离不开外在礼的制度安排。“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礼体现于政治，称为礼治；礼体现于社会、教化，称为礼教。政治与教化合而为一，礼治与礼教实为礼的一体两面。礼治也是孟子所说的仁政，仁政强调以民为本，一方面“制民之产”是实施仁政的基础，同时“善教得民心”，仁政思想一以贯之于中华文明传统。

　　记者：有人提出，仁爱所涉及的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包括人与社会的关系，甚至人与自然的关系。对此，如何理解？从历史角度看，讲仁爱对中国国家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产生了什么影响？

　　谢茂松：仁贯通天、地、人，通贯性地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各种关系。五经之首《周易》首卦乾卦代表天，“天地之大德曰生”，天之德可以概括为生。乾卦卦辞为“元亨利贞”，代表乾的四种德性，也就是生的动态持续发展过程，乾元之德在天道为生，在人道则为仁。“元亨利贞”象征人道、人事，有初始的仁之善，才有事业的亨通广大，事业的大发展才会产生大的利益。“利者，义之和也”，照顾到所有人、人人皆得其宜的利益才是真正长久永固的利益。“元亨利贞”四德合在一起是“可大可久之道”，既能因其仁而大发展，又能因其着眼于所有人、人人皆得其宜的利益而能长久永固发展。

　　从中华文明史来看，正是因为有讲仁爱，才有中华文明“可大可久之道”的不断发展，并保持了文明未断裂的连续性，这使得中华文明成为世界文明史上唯一连续未断裂的文明。

　　秉持仁爱观的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记者：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度。纵观历史，即便国家强大时也没有侵略别国；立足当下，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仁爱思想对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具有什么影响？

　　谢茂松：仁爱的文明原理使得中国无论国力强大或弱小，始终尊重基于各自不同特性基础上的独立自主发展，即“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具有如同天地一样的巨大包容性。“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以同而异”，都表明中华文明重视相反相成、相互之间的融合发展，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民族大融合，而没有引起过一次文明的冲突，更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

　　中华文明强调王道以德服人，仁者以大事小。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的原则，马列主义的原则，是不允许侵略的”“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中国人民不仅希望自己发展得好，也希望各国人民都能拥有幸福安宁的生活。”这清晰阐释了中国的发展道路、对外交往原则与仁爱思想是高度契合的。正如《中庸》所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周恩来在万隆会议期间引用了这几句话来表明中国求同存异、和平共处、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的主张。

　　记者：如何看待仁爱思想与西方社会契约伦理的关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角度看，应如何让仁爱观念与现当代个人权利意识更好结合，为人类社会提供来自思想层面的更多参照？

　　谢茂松：《说文解字》解释“仁，亲也。从人，从二”。仁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具体、有机关系。西方现代社会契约伦理的底层结构则是抽离了所有具体关系后的抽象个体，所以西方社会契约是建立在抽象基础上的结合。而西方个人权利之权利right一词是西方现代性的产物，right在现代之前的古典时代表示“正确”，即德性。近几十年来西方政治哲学自身已在反省、批判将right由古典的德性下降为了现代的权利的后果。权利背后是欲望，个人权利背后的预设是个体的欲望，而现代性的奥秘在于不断制造各种欲望和需求从而形成新的消费市场，所以权利并非最高阶的价值，德性比以欲望作为底层结构的权利更高阶。因此，在探讨应如何让仁爱观念与现代个人权利意识更好结合这一点上，中华文明的仁爱思想可以给西方社会契约伦理的抽象性增加具体关系的有机性，尤其是更深层的天人相应性。

　　仁之德性，可以给西方现代个人权利意识以及底层的欲望逻辑增加以天理制约人过度欲望的德性新规定，以仁的价值来涵摄、超越西方社会契约伦理与个人权利。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记者：如何处理国家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正成为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的核心。中国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其中就有仁爱思想的影响。讲仁爱可以为我们平衡处理主权国家与全人类利益之间的矛盾带来何种启示？

　　谢茂松：仁爱思想深刻影响着中国对当今世界国家间关系的理解。“克己复礼为仁”，仁体现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全过程，治国就是处理国家利益，平天下就是处理人类共同利益，“明明德于天下”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契合。中华文明的文化价值以一字概括为“仁”，以二字概括则为“仁义”，仁与义之间构成张力关系。“利者，义之和也”，面对主权国家与全人类利益之间的矛盾，首先要讲主权国家利益，不讲主权国家利益就是空想的政治浪漫主义，不能持久。“利者，义之和也”，意味着不能只顾本国利益而追求零和博弈的利益最大化，要合理照顾到各方利益，使各方利益皆得其宜而成为利益共同体。全人类利益不是抽象的，各方利益皆得其宜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有机地合在一起才是真正的全人类利益。（记者 杨雅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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