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两千两百岁，信乎今夕是盛年。”福建福州三坊七巷，承载历史文化，为国内现存规模较大、保护较为完整的历史文化街区。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本期嘉宾

　　张 军（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孔新峰（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何青翰（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讲师）

　　10月7日至8日，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并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展现出了强大伟力，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为更好理解“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特约请专家进行解读。

　　体用思想具备多样性与深刻性的典型特征

　　张军：这次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和系统阐述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党的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十分丰富、论述极为深刻，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

　　值得注意的是，会议就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整体特质，给出了“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八个字的概括，以说明其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

　　孔新峰：从哲学概念上来讲，“体”与“用”是中国哲学史的一对经典范畴，它们代表着辩证统一的两个概念。荀子首先提出这一对概念：“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为人，数也。”（《荀子•富国》）在儒家思想中，“体”指本体、根本、本原，“用”指体的功能、作用或表现。

　　“体用”是中国思想体系的重要范畴之一，自魏晋南北朝以来逐渐发展成熟，常在多种意义上被讨论与使用。综观学界研究，对于体用内涵的阐释具体可分为三类。

　　其一，“体”指形体、形质、实体；“用”指功能、作用、属性。唐崔憬《周易探元》有言：“凡天地万物，皆有形质，就形质之中，有体有用。体者，即形质也。用者，即形质上之妙用也。”即认为天地是体，产生万物的功能是用；动物的形躯是体，灵识是用；植物的枝干是体，生性是用。明清之际王夫之以真实存在的“实有”为体，“实有”的功能、作用为用：“天下之用，皆其有者也。吾从其用而知其体之有，岂待疑哉？”孙中山先生以物质为体，以精神为用：“中国哲学亦恒言有体有用。何谓体？即物质。何为用？即精神。”

　　其二，“体”指本体、本质，“用”指现象。三国时期王弼《老子道德经注•三十八章》认为：“万物虽贵以无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即以“无”为世界本体。北宋王安石以静止状态的元气为体，以元气的运动为用：“道有体有用，体者，元气之不动；用者，冲气运行于天地之间。”二程、南宋朱熹皆以“理”为体，以“象”为用：“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程颐《易传序》）在性情关系上则以性为体、以情为用：“性是体，情是用。”（《朱子语类》卷五）

　　其三，“体”指根本原则，“用”指具体方法。清张之洞《劝学篇•会通》言“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西方的科学文化辅助中国的伦常名教。严复在《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中写道：“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正是批评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割裂了体用关系。

　　体用思想的内涵之所以呈现为上述三类而非简单一类内涵，是因为中国古代哲学家对“体用”的理解有异，进而致使对其运用的方式不一，终是导向了不同的方向与结论，创造出不尽相同的“体用论”。这正反映出体用思想具备多样性与深刻性的典型特征。

　　北宋思想家胡瑗正式提出了“明体达用”的思想

　　张军：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新时代文化建设诸多议题，明确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所应完成的首要政治任务，聚焦于新的历史起点上所应肩负新的文化使命，指明了未来文化建设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概括出“七个着力”的相关落实要求，非常鲜明地体现了体用兼备的特色。

　　何青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大特点就在于承前启后、守正创新，既弘扬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观，又丰富了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深厚底蕴以及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开放胸襟。

　　我们注意到，就首次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而言，“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论述正是这一特点的生动体现。在这一表述中，“体”指本体、本源，“用”指实践、方法，总体来看就是要以理论指导实践、以实践丰富理论。坚持理论与实际紧密联系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品格，也是我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这一概念亦有其悠久的理论源流与历史经验，与中华文明的哲学、文学、科学以及伦理生活、政治观念等人文思想领域产生了深刻的激荡。

　　从源头上看，“体用”这一概念是中国本土的思想产物，尽管其后来在历代的重释中与各种外来文化发生了深度融合，但其内在的思维逻辑却毫无疑问地归属于中华文明。早在先秦时代，中国人就展开了与“体用”意识相关的丰厚讨论，这种体用意识根植于三代以来的早期中国的礼乐文明，与诸子百家所孕育的“轴心突破”有着直接的关联。宋明时期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体用”观念真正得以大成的阶段。

　　北宋理学先驱、思想家和教育家胡瑗，结合其教学实践正式提出了“明体达用”的思想，亦即必须内在地挺立道体、坚守义理从而实现修齐治平的圣贤理想。胡瑗认为“明体”即“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也就是以圣贤之道教书育人；“达用”就是在“明体”的基础上用于治国安邦的实践——“大则可以论道经邦，小可以作而行事”。这一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黄宗羲把胡瑗列为宋学第一等人物，钱穆认为胡瑗的“明体达用”思想是宋学精神。

　　实事求是地讲，通过不断发展、重构“体用论”，中华文明较为成功地应对了多次历史上的危机并实现了自身的丰富与发展。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张军：一切伟大的实践，都需要科学理论的正确指引。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并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展现出了强大伟力，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

　　孔新峰：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品格与鲜明特点，“明体达用、体用贯通”这一表述意义重大而深远。

　　体用思想贯穿于中国哲学的历史与现实，不仅作为中国哲学史上的固有传统与基本论题，更承担着中国思想体系方法论的重要角色，关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其意义之重大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文教授所言，“对天地万物所以然根据的索隐，对人的生命生存世界存在的探赜，对人的意义世界价值的寻求，对价值理想的可能世界的追究，构成和合生生道体的全景画卷”。

　　何青翰：中华文明之体，在于其绵延了五千年的文明理想，而中华文明之用，则在于其用以实现理想的、与时俱进的方法与态度。王夫之曾说：“天下唯无性之物，人所造作者，如弓剑笔砚等。便方其有体，用故不成，待乎用之而后用著。”“体”是有待“用”而能著的。正是王夫之曾经求学的岳麓书院，在晚清改革时期挂上了一块新的匾额：“实事求是”。在继承中华文明固有规模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历经革命、建设、改革，逐步将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物质生产和精神文化的层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文明成果。

　　张军：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必须振奋亿万人民自信自强的精气神、凝聚起团结奋斗的强大力量。

　　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日益繁荣，网络生态持续向好，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精神面貌更加奋发昂扬，焕发出更为强烈的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正在信心百倍书写着新时代中国发展的伟大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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