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箴碑》中“公生明，廉生威”六字，一般认为是明朝名臣年富所加的。

　　清嘉庆本《扶风县志》卷九《名宦志》中有孙科的记载，其中完整引用了其《自警碑》碑文。

　　西安碑林雪景。《曹全碑》《官箴碑》的原碑都收藏在西安碑林。（本图选自西安碑林博物馆官网）

　　三秦大地，名碑荟萃。陕西历史博物馆正在展出的《秦风颂廉——陕西廉政文物展》中，历代碑刻令人目不暇接。我们从中选择了三块碑记，一起领略背后的清廉故事。

　　官箴碑：为官之道 公廉而已

　　若要细数历史上有名的廉政碑刻，这方《官箴碑》一定不能忘记，至今它还屡被提及。这块碑的主体，是以下一段箴言：“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为官之道无他，公正与廉洁而已。

　　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名著《文心雕龙》是这样定义“箴”这个文体的：“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箴言的作用在于警醒世人，因此它必须予人一种刺痛感，恰如针灸，不经一番刺痛，则难收到全身通畅的效果。以论述为官之道为核心的官箴，在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远可上溯至西周，至明清两朝已蔚为大观。这三十六字箴言，短小精悍而意蕴深远，故流行不衰，直至今日。

　　这段箴言，难以明确指认其作者是谁。在文本定型的过程中，明朝的曹端与年富两人贡献较为明显。

　　曹端是明朝初期的一位理学家，他曾在山西霍州担任“学正”一职。明朝在府设教授、州设学正，“掌教诲所属生员”，官阶并不高。曹端对于学正这份工作尽心尽力，使霍州的百姓对他久久不能忘怀。史载，曹端执教霍州，“诸生服从其教，郡人皆化之，耻争讼”。后来，曹端丁忧回故乡渑池守孝，霍州学子仍来问学。守孝期满，曹端补蒲州学正，任满后，蒲州、霍州两地百姓争着请求曹端到本州来，由于霍州的请求先蒲州一步上达朝廷，朝廷遂从霍州之请。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曹端在霍州的学生高晟授西安府同知，他特意去蒲州拜访了自己的老师，请教其为官之道。曹端回答道：“其公廉乎！古人云，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民不敢欺。”这段记载来源于曹端年谱。“古人云”这三个字提示我们这段官箴并非曹端的创造，但究系哪位古人所云，却难以追踪了。曹端引用古人的这段官箴，与三十六字官箴相比，除了没有最后六个字外，只有一字之差。

　　“公生明，廉生威”这画龙点睛的六个字，是年富加上去的。这位年富又是谁？年富与“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同朝为官。年富性格刚正，因此得罪权势，于谦常为之辩白。景泰元年（1450年），年富升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都察院是明朝的监察机构，设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都御史，都御史一职非同小可，“职专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督各道”。年富奉旨到大同整理军务，不承想遭到宵小诬告，称他“专执蠹政”，其表现之一是年富到任之日，就与大同总兵官、定襄伯郭登“并坐佥押公文”，定襄伯系伯爵，年富如此全然未将郭登放在眼中。我们今天还能读到于谦为年富辩白的奏议，于谦说既然“都御史为风纪之官，与侯伯无相统属，既系钦命提督，当居总兵之左，岂有不许并坐之理”。年富在大同虽遇重重障碍，但兴利除弊、惩治贪官的功绩不小，这也奠定了他在历史上的清誉。

　　天顺二年（1458年），年富巡抚山东，山东百姓早已熟悉年富的威名，豪猾因此收敛。年富在山东任内还做了一件事，在衙署一隅，年富立下了一方石碑，石碑上刻写了上述三十六字箴言。在此后的岁月中，年富立下的石碑埋没、发现与复制，由山东到陕西。

　　自警碑：朔望起誓 克念为民

　　为官者当时时自警。官箴的用意便是自警，古人不仅阅读官箴、编写官箴书，而且将官箴刻在石碑上，更慎重者，还要举行严肃的仪式诵读官箴，在这样的场合下，官箴即誓言。

　　宝鸡市扶风县博物馆有一方明代的《朔望自警誓词碑》，在本次展览中可见此碑原件。誓词简洁明快，朗朗上口：“张官置吏，本以为民。守官之法，廉仁公勤。克念四善，毋负所生。贪财害人，灾必逮身。”此处须简单解释何为“四善”。唐朝的典章制度每为后人称道，唐朝考核官吏的标准为“四善二十七最”，“二十七最”就职司不同的官员各有要求，如“礼制仪式，动合经典，为礼官之最”，而“四善”是对所有官员的要求，即“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唐朝的“四善”之说对后世影响颇深，可说是古代为官者的基本知识。

　　这方誓词碑是谁立的，为什么要立这方碑呢？誓词后的一段文字，道出了这方碑更多的细节。原来，这方碑是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农历三月，扶风知县孙科所立，刻工是县民赵从周。关于这位扶风知县，我们所知甚少，查清嘉庆年间所修《扶风县志》，《名宦志》中有不足百字的关于孙科的介绍，他字汝德，贵州普安人，曾立誓词碑，碑存县城隍庙，此外从其他一些零星材料中，我们得知孙科曾修葺扶风城池，在立碑的这年修成了县志，可惜今已亡佚。

　　四百年后，我们仅有这方誓词碑来触摸孙科的心灵。他说自己乃中人之资，立这块碑“非敢以律人也”，但明白一个人要有所成就必须自警，他立碑是希望自己的内心能有所畏惧而不放纵，“夜气不梏于旦昼”。“夜气”是儒家提出的一个概念，反映了古人的一种时间意识，白天我们忙于生计，所思所想都难离功利，夜晚我们挣脱白天的种种俗务，而得以回归我们的本心。夜气最早是由孟子提出的，他主张人心本善，说一个人要是夜气不存，便丧失了仁义之心，“则其违禽兽不远矣”。孙科说“夜气不梏于旦昼”，希望夜间生发的清明之气，能持续到白天，让清明之气通贯全天，以清正的态度处理政务。

　　孙科起誓的时间是朔望两天，即每月的初一、十五。许多礼仪性的活动都安排在这两天举行。学校祭祀孔子等先贤是在朔望两日，乡约聚会也是在朔望两日。扶风地属关中，这里是中国古代乡约的发源地。早在北宋，蓝田吕氏即推广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为宗旨的乡约，对后世影响深远。

　　为官有官箴，治乡有乡约，理家有家规，中国人讲究凡事都要遵守一定之规，惟其如此，才得清风长驻。

　　曹全碑：孝廉之德 久久难忘

　　《曹全碑》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块名碑。这块石碑立于东汉中平二年（185年），曾埋没地下千年，于明朝万历年间（1573年—1620年）重光于世。此碑一经出土，便引起书法界的轰动。

　　如果你也曾站在《曹全碑》的面前，便知“轰动”一词绝非夸张。清代金石学家万经说：“《曹全碑》秀美飞动，不束缚，不驰骤，洵神品也。”“不束缚，不驰骤”体现了一种恰到好处的中和之美。《曹全碑》是汉隶的经典之作，字形扁平，最可玩味的是，书家在写长横时，起笔如蚕头，收笔若雁尾，典雅灵动。当我们的视线在《曹全碑》上来回扫动时，这一个个字仿佛化身成为穿着汉代深衣的舞者，在铺就黑色石块的一方庭院中随音乐翩翩起舞。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何书法也是一门视觉艺术。

　　营造出《曹全碑》这精妙的视觉景观的艺术家，我们却全然不知他们的名字。实际上，当我们只是痴迷于《曹全碑》的书法时，甚至忘了叩问谁是曹全，为何要为他立碑。

　　循着碑文，我们知道曹全，字景完，东汉敦煌郡孝谷县人，是一位受民爱戴的官员。曹全出生在一个世为孝廉的家族，孝廉是汉代选拔人才的一种科目，“孝，谓善事父母者；廉，谓清洁有廉隅者”。曹全的高祖父、曾祖父、祖父皆被推举为孝廉，倘若曹全父亲不是英年早逝，应当也会被推举为孝廉。曹全自幼好学，侍奉叔祖母、继母极孝，乡间遂有“重亲致欢曹景完”的美传。

　　建宁二年（169年），曹全被推举为孝廉，官拜“西域戊部司马”，这是东汉朝廷为管理西域而设置的一个官职，恰此时疏勒反叛，曹全领兵平乱，威震西域，碑文特别提到，当曹全要班师回朝时，“诸国礼遗，且二百万”，这可是一笔数目不小的礼金，曹全是如何处置的呢？“悉以簿官”，将礼金悉数登录在官家的簿册中，而不取一文入私囊。

　　从西域归来后，曹全经历了人生的一段失落，“潜隐家巷七年”，复于光和六年（183年）再次推举为孝廉。第二年，黄巾军起，关中的郃阳县（今渭南合阳）亦有县民作乱，“燔烧城寺，万民骚扰，人寰不安”，曹全临危受命，来到郃阳担任一县之令。平乱之后，曹全以十分细致的工作，尽力恢复百姓的日常生活。他首先关注到的是县中最弱势的群体，“存慰高年，抚育鳏寡”，自己掏钱买米，赠送给家中缺粮的老弱盲聋。曹全的大女儿名叫桃婓，她也参与到了乱后安民的工作中，她熬制了一种药膏，分送给在战乱中受伤的人使用。因战乱背井离乡的人，听闻曹全的惠政后，纷纷回家，“反（通返）者如云”，劳动力增加了，田地便不至于抛荒，加上风调雨顺的好年景，“岁获丰年”。曹全最后考虑的是较大规模的工程建设，他主持修复此前被水灾损坏的城池，并扩建官舍，而这一切都未给百姓带来困扰，“费不出民，役不干时”。

　　曹全在郃阳的这一系列惠政，令曾与之共事的吏员王敞、王毕等人感动不已，他们于中平二年（185年）“共刊石纪功”。

　　许多观众看过碑阳后，就转去看其他名碑，因此忽略了《曹全碑》的碑阴。碑阴补充了这块石碑的故事的一个情节：这块石碑是由王敞、王毕等几十人集资修建的，捐资者的籍贯、姓名、捐赠金额一一列举，捐资多者十二百文，少者二百文，不论金额多少，众人均属自愿。由此，足见曹全威望之高。

　　我们看到的是一块石碑，而背后是百姓对清官廉吏的口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