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4年10月21日，陈嘉庚出生在厦门集美的一个小渔村。1890年，年仅16岁的他前往新加坡跟随父亲学习经商，到1925年时，资产已经达到1200万，是名副其实的东南亚“橡胶大王”。陈嘉庚回家乡后创办了集美小学、集美中学、集美大学和厦门大学，各校师生都尊称其为“校主”，毛泽东称誉其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他虽富甲一方，却“为社会守财”，将“金玉非宝，节俭是宝”定为训言，践行一生。

　　幼年时代，陈嘉庚父亲在新加坡经商，生意并不顺利。陈嘉庚9岁入私塾，学习之余，随母亲下田下海劳作，贴补家用，从亲身体验中懂得勤俭节约品质的可贵。

　　1890年随父亲到新加坡，生意步入正轨之后，陈嘉庚即开始将赚来的钱投向教育。清贫的童年与坎坷的青年经历让他懂得，每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即便生意有了一些规模后，他也始终不穿戴名牌，衣服破了补一补；两只破旧的皮箱，提手断了接上麻绳继续用……1919年，陈嘉庚返回厦门，开始筹办厦门大学。在那期间，他发现少数集美学校师生常常会到厦门市去消费，就在集美学校秋季始业式上发表演讲进行批评。他说：“本校性质如何？即省俭是也。中国今日贫困极矣，吾既为中国人，则种种举动应以节俭为本。”并现身说法，说：“鄙人在新加坡时，地处繁华，每月除正当费用外不及二元，所以如此者，盖以个人少费一文，即为吾家多储一文，亦即为吾国多储一文。”可见，陈嘉庚的节俭不是为了把钱财留给子女，而是用来兴学报国。

　　陈嘉庚自奉甚俭，对浪费现象极其厌恶。1940年3月，他亲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慰劳、考察。在国统区，陈嘉庚每到一地，当地主官都用山珍海味招待他，官场的铺张浪费、奢靡之风令他大失所望。在延安，陈嘉庚目睹了抗日根据地干部勤劳节俭、与民众艰苦奋斗同仇敌忾的气象，在回忆录中写道：“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并作出了“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准确判断。

　　1950年9月，陈嘉庚回国定居。他生活俭朴，喜爱地瓜、高粱稀饭，下饭的菜常是青菜、豆类、小钱头鱼等。当时，人民政府给他确定行政三级工资，他交代炊事员每天安排伙食费不得超过五角钱，剩下的钱都存入集美校委会会计处，添为办学费用。陈嘉庚晚年回归故里，参政议政，接访各级首长和海外宾客时，也从来杜绝奢侈浪费。1951年3月18日晚，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任陈毅抵达集美拜访陈嘉庚。当时，炊事员买了一斤糖果用以招待，后来陈嘉庚教导炊事员说：“首长最多给尝尝一两颗糖果，不像小孩子好糖一个接一个吃个不停，买二角钱就足够了。”

　　陈嘉庚一生共育有九子八女。他捐资抗战、助学总是出手大方，动辄万金，但对子女却十分吝啬。身教胜于言传。陈嘉庚的子女们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都承袭了节俭之风。在其长子陈厥福家，陈厥福之子陈立人回忆起童年生活时表示，兄弟姐妹上学时，每学期结束，父亲都会把他们没有用完的作业本裁开，收集没用过的纸，重新订成本子让他们继续用。父亲还要求他们吃饭碗里不能剩一个米粒，并苦口婆心地说：“农户种田是非常辛苦的，一粒米凝结许多汗水，不能浪费。”陈嘉庚的子女们吃饭时使用餐巾纸，永远是习惯性地抽一张、撕一半放回去，下次再用，能用半张绝不用一张。这一举动被称作“半张纸”，“勤俭克己”的家风就这样渗透到陈家人的血液中。

　　陈嘉庚经常引用的一句俗话就是“儿孙自有儿孙福，不为儿孙当马牛”。他留给儿孙最大的财富不是金钱，而是诚毅和勤俭的品德。其孙陈君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爷爷给他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该花的钱，千千万万都要花；不该花的钱，一分一厘也要省。”在爷爷看来，办学是最有意义的公益事业，属于“该花的钱”。与投入办学的庞大金额相比，家人在物质上的需求可谓九牛一毛，却屡屡遭到拒绝。“家里的沙发用了几十年，破旧不堪，奶奶想换个新的，爷爷觉得没必要，认为是‘不该花的钱’。”

　　1961年，陈嘉庚病逝。根据他的遗嘱，“以自己在国内银行的总共为3342000元的存款，拨50万元捐作北京华侨博物馆的建筑费，又拨5万元为集美社会福利基金，而余下的2792000元则全部用于集美学校的校舍建筑。”对于这样一笔巨额遗产，陈嘉庚连一分钱也没有留给子孙。（董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