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一个人能否廉洁自律，最大的诱惑是自己，最难战胜的敌人也是自己，一个人战胜不了自己，“红线”再醒目，“高压线”电压再高，制度设计再缜密，也会“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反腐败是一项系统工程，需多措并举、标本兼治，要在严厉惩治形成震慑的同时，加强制度建设和党性教育，加大改革创新力度，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加快构建长效机制，实现“三不”同步推进、同向发力。其中，“不想腐”不仅是治本，更是反腐败最高的境界和目标。而要实现“不想腐”，其主要手段就是通过教育，厚培“营养土”，以“文”化人，破心中“贼”。

　　南朝梁代大文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写到：“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其意是说文学的变化会受到社会情况的影响，其兴衰与时代发展密切相关。同样说来，反腐败，既是作风的重塑，也是观念的重建、文化的重构。腐败现象，从文化层面上分析，是一种文化营养不良综合症。文化生活的粗鄙和文化内涵的缺乏，必然导致人精神生活平庸空虚甚至扭曲。一些腐败现象，比如“朋友圈”变“腐败圈”、“雅好”变“雅贿”、包养情人、搞小圈子等，都能从文化上找到病根。再比如，“笑贫不笑贪”的羡腐心理、“朝里有人好做官”的裙带思想、“马无夜草不肥”的发财念头等,都有其产生和存在的文化土壤。

　　故若腐败的文化土壤不铲除，腐败现象就难以根治。只有建构起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社会文化，培育出山清水秀的良好政治生态，廉洁政治、清正风气才会成为社会常态;只有在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中，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崇德尚廉的正能量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自觉行动，以“文”化人的作用才会凸显。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核心的价值追求，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和政治智慧，潜藏着深厚的做人、为政之道。如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当官不求财是天道”，《易经》里讲，“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意思是不可追求荣华而谋取禄位。汉代董仲舒就说过，“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即拿了俸禄的官员不应该与民争利，不能再搞什么副业增加收入。

　　春秋时期，因“嗜鱼拒鱼”故事被传为美谈的公仪休，还有“拔葵去织”的故事。公仪休任鲁国国相时，他把家里种的菜都拔掉，说自己有了俸禄，还要自己种菜，这不是与菜农争利吗?他看到自己的妻子织布，就将妻子休了，原因就是妻子与织布为生人争利。董仲舒还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马有上齿就没有角，牛长角则没有上齿;还有鸡、鸭，带翅膀的就长两条腿，猪、羊，有四条腿就不带翅膀。他以此寓意天道，只能有一份，不能双份都拿，熊掌与鱼不可兼得，所以为官做宰、出将入相，就不应该再与民争利，更不能抱着家财万贯的发财念想。这与我们今天“从政就不能经商”、“当官就不要发财”的思想倡导高度吻合。

　　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重视官吏的“义利观”，儒家强调重义轻利，不能见利忘义。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见利思义”，“义然后取”。汉代的贾谊说：“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义所在。”宋明理学认为，义就是为人民大众谋利，利就是为自己个人谋私利。重义轻利的背后，其实就是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这是传统文化中为官之道的核心价值取向。《尚书》强调“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李世民认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唐代大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还提出了“吏为民役”的著名命题，认为官吏都是人民的仆役。这些都与今天的公仆思想、人民至上的情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的宗旨是一脉相承的。

　　在一般人印象中，屈原是喊出《天问》，抒发《离骚》的伟大诗人，但是穿越历史的重幕，我们恍然发现，无比爱国的大诗人原来还是律己极严提出“廉洁”概念的第一人。“廉洁”一词最早出现于屈原《楚辞》中的“宁廉洁正直以自清”、“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尔未沫”。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中将“廉洁”一词解释为：“不受曰廉，不污曰洁。”屈原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廉洁倡导者，堪称廉政文化的“鼻祖”，而且还是用生命践行廉政的实践者，是廉洁从政的楷模。他“廉正高洁、闭心自慎”，“立志修名、名不虚作”，“修身励志、上下求索”……

　　至此，“清正廉洁”有了明确的定义，并深刻地融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核，成为中国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引领和道德坐标。在先贤们的接续探索和人民群众不断的社会实践中，在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和人亡政息、山河破碎的经验教训里，“清正廉洁”的意义和作用愈加凸显和受到重视，并逐步形成共识。于国，“廉”是立国之要;于政，“清”乃为政之根。“清廉”是立国之要，为政之根。“国有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于人，为政不贪，头顶蓝天;为政不廉，利剑高悬。而清正在德，廉洁在志。松竹梅，岁寒三友;廉正清，为官三要。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廉政”成了有根的文化，而先进文化又滋养和推动着廉政文化的向前发展和进步。为什么《包公案》能在历史中上演千年不衰，《海瑞罢官》在近五百年后仍能让人感动不已，《焦裕禄》总让百姓“把泪焦桐成雨”?因为，清官就像一块沾了药水的纱布，轻轻擦拭群众心灵的伤口;清官就像一块磨石，砥砺着照见人们形象的镜子;清官就像是一座丰碑，昭示着人们前行的方向。于谦之所以“清风两袖朝天去”，那是因为他深信“名节重泰山，利欲轻鸿毛”，更是他“要留清白在人间”不二选择。归根到底是已融入他血脉之中、心灵深处的廉政文化在支撑支配着他。

　　文化是国家的灵魂、民族的血脉、人民的精神家园，它是植根于内心的修养，是无需提醒的自觉，是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是为别人着想的善良，是一个人无需修饰的内在之美。它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能够给思想以启迪，给心灵以温润，给灵魂以警示，影响人、改造人、塑造人，凝聚人心、加强认同，逐渐使勤政、清廉、公正、自律等，成为共同的价值追求和日用而不觉的行为准则。

　　先进文化可以养廉!反腐败越深入，越需要党员干部从文化上来一场“化学反应”，从而筑牢反腐的思想防线，唱响正气歌，激发正能量。只有从内心涵养一汩清泉，才能在诱惑面前做到百毒不侵，在欲望面前做到金刚不坏。只有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养，大力弘扬中国革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滋育厚植廉洁从政底蕴基础，厚培“营养土”，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风尚和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才能将“不想腐”的“常态”变为“长态”。

　　然文化的提升和文化素养的积淀，在于不断学习积累和学习型人生、学习型社会的打造。而我们学习“最好的教科书”就是历史，“以文化人”最有效方法之一就是“以史为镜”，知兴替、知大道、知荣辱。“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它镌刻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和精神脉络，蕴含着生生不息的思想力量和文化基因。它不仅是廉政文化的营养剂，也是廉政文化的教科书。而中国革命史即党的历史，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更是中华民族光辉灿烂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廉政文化最好的营养剂和最好的教科书，它如明灯，照亮前行之路;如清泉，洗涤心灵之尘;如号角，激发奋进之力。

　　“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党风廉政教育，更需凸显“文化”的功能与作用，强力推进廉政文化建设。实现“不想腐”的关键在于破心中“贼”，其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以“文”化之。如果说严刑峻法治出来的“廉”是他律，破的是“山中贼”;那么文化养出来的“廉”则是一种自律，是根植于灵魂深处的天地正气，破的是“心中贼”。

　　“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门庭开豁，江山常在掌中看。”清风明月不染尘，一片丹心昭日月。把责任举过头顶，把名利踩在脚下，把百姓装在心中，把本色进行到底;做官知足，做人知不足，做事不知足;心存敬畏、行有所止，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这是官德和人品，更是气度与风骨。

　　“有凤凰翔于千仞之气象，则不为区区小利害所动。”  做好自己心的“城防司令”，筑起心的“长城”，构筑生命的“内时空”，真正成为自己内心道德的“立法者”和主宰，少些个人考量，多些为公情怀，所获得的视野与阅历，所达至的境界与高度，所享受的风光与心灵自在，又岂可与汲汲于名利富贵者同日而语。这是自律和定力，更是情怀与道义。

　　而这一切归根到底就是两个字：文化!(牛贵军)

原文链接：http://www.hnsjct.gov.cn/sitesources/hnsjct/page_pc/lzwh/xl/articlebcb88022799244cf9c6ffeba019c1d3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