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殷夫。

　　他翻译的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流传广泛，脍炙人口，成为永远的经典诗作。

　　他是“左联五烈士”中最年轻的，牺牲时只有21岁。

　　那个叫“徐白”的少年

　　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说他“看去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面貌很端正，肤色是黑黑的……我们第三次相见，我记得是在一个热天。有人打门了，我去开门时，来的就是白莽，却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彼此都不禁失笑。这时他才告诉我他是一个革命者，刚由被捕而释出，衣服和书籍全被没收了，连我送他的那两本；身上的袍子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没有夹衫，而必须穿长衣，所以只好这么出汗……我很欣幸他的得释，就赶紧付给稿费，使他可以买一件夹衫……同时被难的四个青年文学家之中……较熟的要算白莽，即殷夫了，他曾经和我通过信，投过稿……”在这篇著名的文章里，鲁迅先生写了一首著名的诗悼念“左联五烈士”：“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殷夫原名徐柏庭，又叫徐白（殷夫年少时曾多次改名，因在上海就读民立中学时叫徐白，本文以徐白称之），1910年6月11日生于浙江省象山县东乡大徐村。

　　1923年初秋，少年徐白，左胳膊夹着几本书，来到上海南市大南门中华路的民立中学门口。

　　他穿着一袭长衫，脚上是黑色布鞋，还是簇新的。他记得小时候母亲在老家的油灯下，一针一线地纳着鞋底。很多个晚上，他在自己房间就着油灯读书写作时，隔壁房间母亲也在“用功”，她的房门总是开着，他能看到她总是将已钝了的针尖在自己的头发上磨一下再继续缝纳。他几次想问，这样做真的能“磨快”针尖吗？但始终也没问，他习惯于默默发奋，想自己的事，他想要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有更多更大的问题想搞明白。

　　徐白11岁时父亲病故，素来吃斋念佛的母亲不久去丹城北门外的西寺带发修行，将家交给徐白二哥兰庭打理。那时，他去西寺看母亲的路上，能看到路边山旁有一座比大徐村南汤家店“孩儿塔”更高更大的“孩儿塔”，常有大群乌鸦围绕塔顶盘旋，时能看到妇人伤心啼哭着将婴儿埋到塔下。他只能远远地看着这“幼弱的灵魂的居处”，内心极其震动以及忧伤——这是为什么？他想要的未来世界，孩子们应该快乐地成长，妇人们也应该没有这样的悲伤。

　　看上去有点少年老成的徐白站在校门前打量着新的学校，和他刚毕业的象山县立高等小学校比自是更加气派，虽然象山县立高等小学校已经比“徐氏宗祠”义塾宽敞亮堂了不少。县立高等小学校是光绪末年清政府废科举兴学堂时集全县学田收入，在“丹山书院”旧址上创办的，免费入学。民国后改名县立高等小学校，是当时象山县的最高学府。在这个孩子的心里，县“最高学府”已经是很大的学校，让他长了很多见识。那时，五四运动大潮汹涌过后，县立高等小学校校长思想开明，请的都是进步青年教师，教师们爱国反帝，宣扬科学民主，积极提倡白话文，开展体育教育。就是在那段时期，徐白跟着教体育的王老师练习武术，他学会了螳螂拳和十二路弹腿，锻炼了身体，拳脚功夫也厉害，搞得同学们都“忌惮”他。国文教师樊老师在课堂上讲秋瑾的《宝刀歌》、文天祥的《正气歌》，还带领学生进行课外活动，去瞻仰民族英雄戚继光、张苍水；也是在小学校里，他受到老师的鼓励，开始写作白话诗和白话文，显现出他诗人的气质和才华。

　　此刻，徐白面前的民立中学则可能让他有更广阔的视野，他满怀着渴望到这里来寻求他要的答案。徐白看到宽阔的校门两边立柱上架起两道拱形的铸铁门楣，门楣上是圆形的“民立中学”四个字，大门旁边还有一扇边门。进入校门，道路开阔，两边植有树木，道路尽头是几排横向的校舍，教室一字排开。想到在明亮的教室里他将得到知识的给养与慰藉，他有点兴奋，但更多的是期待，他像海绵一样的求知欲在等待着饱吸真知的养料。

　　1923年7月12日的上海《新闻报》上刊登有民立中学录取新生案通告，内有徐白的名字。

　　孺子聪颖过人

　　徐白的父亲是书生，守着祖遗的五六亩田地和一些山林，耕读传家，兼行中医，擅长妇科和治疗小儿麻疹。徐白记得，小时候，父亲买过一头骡子，经常带着他骑骡出诊。那时，长姐祝三刚出嫁，长姐大他十多岁，长姐如母，他几乎是长姐抱大的。后来母亲告诉他，他三岁时，姐姐出嫁，他双手死死箍住姐姐的颈项不放，哭喊着不让姐姐离开。为了转移小徐白的注意，也为了自己出诊方便，父亲才买了骡子。在带着小徐白出游（出诊）的路上，父亲会指点田野山水风光，给小儿子讲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还教他吟咏《三字经》和《神童诗》，加上哥哥、姐姐陪小弟玩耍时教他认字背唐诗，他几乎过目能诵，聪颖敏慧过人。据说有一年象山干旱，村里人聚集跪地求雨，小徐白曾受命即兴作诗一首祈雨，巧的是当晚即下起了雨，村里人将功劳归于那首祈雨诗，因此，小徐白被称为“神童”。这些也是母亲后来讲给他听的，他长大后并不记得那首祈雨诗到底写了什么，也不太相信“祈雨”真能有效，而是将之归因于巧合了。

　　而小徐白的早慧，确实也是有目共睹，在义塾里，他的表现极为突出。塾师虽然是本村有名的老童生，修的是旧学，但因为当时民国政府已经颁布新学制，因此他在义塾里也开始讲授新式的初级小学课本。当然，塾师也不忘自己的强项，经常也给孩子们讲授《论语》《孟子》，因此好学强记又善思伶俐的徐白新旧两种课文都学得很有心得，在义塾时就能看各种小说。他是塾师的得意门生，老夫子经常登门向他的父母夸赞“孺子聪颖过人，前程无量”，这让他的父母对这个最小的儿子更增添了一份爱怜和希望。

　　父亲离去后，母亲对他的学业更加寄予厚望，经常敦促大哥徐培根多关心小弟的成长，将心爱的幼子托付给大儿子培根。这时的徐培根已经从北京陆军大学毕业，在军队里任少校参谋，也已结婚，在杭州安了家。

　　小弟小学毕业了，大哥徐培根回到老家，遵母命处理了祖上的家产，并让二弟兰庭管理祖家，自己则带着小弟到了杭州。

　　第一次离开故乡的徐白，如同放飞的鸟儿，他知道外面有更广阔的天地。自己的家乡山岭重重、港湾交错，虽然美好，却也偏僻；虽然有乡贤良师，但还闭塞落后。而杭州的气象完全不同了，有一种都市的恢宏，灵隐山玉皇山西湖等山水的景致，也和家乡的田野山地沙滩不同，有着曾经小朝廷的精致。他先住在大哥家，用了几天时间饱览杭州美丽的风景，他知道了什么是山外青山楼外楼，少年的心飞向了更远的远方。他要去上海。

　　徐白提了一只藤箱，藤箱里是他正在看的几册书，还有几件换洗衣物，行李极其简单。他登上了去往上海的火车，车票是大哥帮他买好的，临行反复叮咛他好好读书，不负母亲的期望。大哥说，此行你一个人了，你要像大人一样懂事，照顾好自己啊。徐白点着头，他对独自远行并不担心，虽然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家人去往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想到母亲说的他三岁时对大姐不忍分离的依恋，他觉得自己像变了一个人，他想，自己是已经长大了。

　　民立中学的文学青年

　　火车比骡子和船都跑得快，杭州离上海三四百里路程，要是骡子不知要跑几天呢，火车一天就到了。徐白出了车站，看到乱哄哄的到处都是人，本来想节约一点钱，自己走的，但想了想，还是听大哥吩咐的，找了辆人力车，跟拉车的说了地址。拉车的将他拉到了八仙桥畔的一条弄堂里，他找到了在上海一家工厂做工的三哥的家。此时三哥结婚不久，徐白第一次见到了三嫂。

　　三哥家现在就是徐白在上海的家了。他在三哥家准备了一段时间，考取了民立中学“新制初级中学一年级”。

　　民立中学由福建永定籍富商苏氏兄弟创办于1903年，他们遵从父亲的遗愿，立志“教育救国”。首任校长苏本铫是圣约翰大学的首届毕业生，受西方教育思想影响颇深，办学自由开放民主，允许多种学说纷呈，注重学生人格培养，也尊重学生的爱好和发挥学生特长。当1923年徐白入学时，这所学校已经办了20年，是一所颇有声望的学校，教育设施和师资力量都不弱。徐白从“僻壤”进入光怪陆离的“十里洋场”，又进入了一所开放自由新式的学校，思想触动很大，他将自己完全浸入到学习中。

　　徐白喜欢英文，因此学英文特别用功，他知道英文可以打开一个更大的新世界，几乎废寝忘食，整天泡在图书馆，他自创的学习方法也使他的英文进步神速。他读小说、散文和诗歌，凡是能拿到手的原著都设法去啃。他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读书人”，更喜欢带着现实的问题去读书，去找寻答案，所以他愿意走出校门看世界，关心当下发生的事情，包括新的思潮。五四运动刚过去，新思潮扑面而来，书店里大街上，书籍报刊纷呈，各种信息交杂，这时他如饥似渴地读着时尚读物——胡适的《尝试集》，郭沫若的《女神》，冰心的《繁星》《春水》和用格言式自由体歌颂母爱、人类之爱和大自然的小诗，还有潘漠华、冯雪峰、汪静之、应修人的作品。

　　一个礼拜天，徐白照例去逛书店，看到一本这年秋天新出版的鲁迅短篇小说集《呐喊》，虽然他零花钱不多，但毫不犹豫地买下来，当晚即读了大半，《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阿Q正传》《风波》……读得心潮起伏，隐含在字里行间的作者对社会的批判和对国民性的揭示使徐白对鲁迅先生充满敬意。

　　新文化运动领袖的力作让少年徐白的思想感情接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他更加热心学习新诗的写作。他的新诗有时代的印记，更是他思想的印迹，这是他写的《放脚时代的足印》：

　　一

　　秋月的深夜，

　　没有虫声搅破寂寞，

　　便悲哀也难和我亲近。

　　……

　　七

　　泥泞的道路上，

　　困骡一步一步的走去，

　　它低着它的头。

　　虽然他入学一年来写了很多诗，但迄今可见的，只有他第一次用白莽的笔名编入诗集《孩儿塔》的原稿残页，是被鲁迅先生保存下来的。

　　我是时代的尖刺

　　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商内外棉七厂的日商借口厂里原料存货不足，故意关闭工厂并停发工人工资，内外棉七厂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带领群众冲进厂里找日本资本家论理，要求复工和还钱，日本资本家非但不同意，还对工人群众开枪，打死顾正红、打伤工人十余名。这一惨案激起全市工人、学生和市民的极大愤怒。上海市民成立了“日人惨杀同胞雪耻会”。上海学生联合会联合各大、中学校学生奋起募捐、演讲，支持工人罢工。

　　5月30日上午，上海工人、学生分组在公共租界各马路上散发反帝传单，进行演讲并游行示威，揭露日商枪杀顾正红、抓捕学生的罪行。公共租界当局妄图驱散示威队伍，且拘捕了数十名爱国学生。徐白被帝国主义的残暴和蛮横所震惊和激怒，他和同学们一起游行，呼喊口号，以“我们也是个热血青年！”的姿态加入运动。

　　下午，徐白在南京路听蔡和森发表演讲：“帝国主义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倒没有罪？中国工人、学生在自己的国土上声援被害同胞，反而有罪？遭工部局逮捕、坐牢、判刑，这是什么世道？哪一国的法律？帝国主义这样横行霸道，难道我们中国人能忍受吗？”徐白和同学们以及市民热烈响应，他们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等口号。租界巡捕在浙江路一带逮捕和殴打演讲学生，愤怒的群众聚集在南京路老闸捕房前，坚决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巡捕头目下令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3人，伤者无数，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五卅惨案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作为全市反帝运动的统一领导机关，把运动迅速扩张到全国各大城市以及农村去。民立中学校董会响应号召，宣布罢课。徐白和老师、同学们一起，节约下伙食费，支持罢工工人。

　　直接置身于汹涌澎湃的反帝怒涛，经历了五卅运动的徐白突然成熟了，许多个为什么似乎已经能找到呼之欲出的答案，他看见了社会、国家，看见了世界，也分辨了敌友，懂得应该为民众的不平去抗争。

　　五卅运动使他向成为革命者迈出了步伐。

　　1929年，殷夫写《血字》，依然沉浸在激昂中：

　　“五卅”哟！

　　立起来，在南京路走！

　　把你血的光芒射到天的尽头，

　　把你刚强的姿态投映到黄浦江口，

　　把你洪钟般的预言震动宇宙！

　　……

　　此后，殷夫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写道：“别了，我最亲爱的哥哥……但你的弟弟现在饥渴/饥渴着的是永久的真理/不要荣誉，不要建功/只望向真理的王国进礼……”

　　1931年1月17日下午1时40分，在东方旅社31号房间，殷夫在参加党的会议时被英国巡捕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柔石、冯铿、胡也频、林育南等革命同志。2月7日深夜，殷夫等24位关押在龙华监狱（本名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的同志戴着手铐脚镣被驱赶向监狱后面的荒地行刑。烈士们喋血龙华。

　　真如他那首译诗所写：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