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纪了，许渊冲身上始终贴着“狂”的标签。

　　求学时，他狂。他1921年生，1938年以第7名的成绩考入西南联大，成绩排在外文系的前列，唯一让他服气的同学，大概只有物理系的杨振宁。在同学们的印象里，许渊冲嗓门大、性子冲，人送外号“许大炮”。

　　搞学问，他也狂。他翻着自己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斩钉截铁地说：“傅雷翻译的不如我。”

　　他的狂是文人的狂。他与同行们争论直译好还是意译好，被指着鼻子骂过，被写文章批评过。他自然不甘示弱，用同样犀利的笔触，反驳回去，一度令一位翻译名家大动肝火，表示再也不会给许渊冲发表过论战文章的刊物投稿刊文。

　　“你翻得不如我，就不能反对我。要是说我的不对，你翻一个更好的出来啊？”他回忆这段往事，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比划着说，声音越扬越大。

　　如今，他的名片上直接印着“书销中外六十本，诗译英法惟一人”，被许多人指责为狂妄，又自言“狂而不妄”。

　　他的翻译讲究三美：“音美、形美、意美”，认为翻译文学作品时，最高标准是传达感情，求真是低标准。

　　夸他的人不吝于溢美之词。华中师大英语系主任陈宏薇教授写信称赞他，翻译“形神兼备”，论文“字字珠玑”，“这就是大家的风范吧”。

　　现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教授、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许钧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许渊冲对翻译有自己独特的认识，性格敢爱敢恨，敢表达自己不同的观点。”

　　骂他的人，说他狂妄，某一次香港翻译会议上，中国作家协会外国文学会的负责人，当面指责许渊冲“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许渊冲当场顶了回去：“那要看瓜甜不甜。如果不甜，那是自夸；如果货真价实却不许夸，那不是让伪劣商品鱼目混珠，充斥市场吗！”

　　2010年，许渊冲获得中国翻译协会颁发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2014年8月2日，他获得了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之一的“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是首位获此殊荣亚洲翻译家。

　　“我们中国人，就应该自信，就应该有点狂的精神。五千年的文化，是智慧的传承，是精神的传递。”他说。

　　如今“北极光”的奖牌，正放在书架最醒目之处。和记者每提到一本过往的书，他就匆匆把自己从沙发里挪出来，连拐杖都来不及用，“噔噔”走到小书架前，把要找的书扒拉出来。他动作快到令保姆着急，连忙上前扶住他，塞回沙发里。

　　老人家仰坐着，将知名的翻译家历历数来。“我这样的人，就这么一个！”他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强调，“几千年来就这么一个！”

　　他翻译了150余本

　　如今，100岁的许渊冲，每天在狭小的屋子里翻译莎士比亚。那实在是份看不到头的工作，莎士比亚一生有37部戏剧、154首十四行诗。

　　许渊冲从1983年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到1991年70岁时才退休。远在美国的儿子想接老两口过去，他拒绝了，不愿意离开故土。

　　退休后，少了教书工作对精力的抢夺，他的译作从先前的20余本, 在近30年中，增长到150余本。

　　他译成英文的第一首诗是林徽因的《别丢掉》，彼时他刚满18岁，在日记里记下了两个灵光一现的绝妙韵脚，顺便夸了夸自己：“第一次译诗自得其乐，还有一点小小得意呢！”

　　他亦是在同一年第一次上钱钟书的课。在许渊冲的印象里，钱钟书总是面带微笑，讲话风趣，一口牛津腔，与旁的教授不大相同，“仿佛是个英国人”，却也“太年轻了”，只比自己大了10岁。课上了3天，许渊冲一边读着钱钟书发在报刊上的新文章，一边啧啧感慨钱先生“妙语惊人”。

　　许渊冲在自己的书中写道，1940年，美国志愿空军第一大队来到昆明，许多西南联大的学生一起报名服务，包括他自己。

　　在欢迎陈纳德将军的招待会上，许渊冲与另一名志愿者为美国空军担任翻译。说到“三民主义”的时候，当时的翻译把“民族，民权，民生”，译成了“nationality，people’s sovereignty，people" s livelihood”。

　　“外宾听了也莫名其妙。”许渊冲说。

　　他当即举手，大声说出了自己的译法，“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即“民有，民治，民享”。

　　这是许渊冲第一次在口译上“小试锋芒”，会后，外文系的系主任陈福田也夸了他。

　　1948年，许渊冲前往法国巴黎大学留学，3年后回国，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法文系教书。他直接表达了自己的学术建议——共产主义“翻译错了”，原文没有“产”的意思。

　　幸好，他这一观点被归入了“学术问题”只是。可他“狂妄自大”的形象，也自此流传开去。“三反”运动时，他被评价为“个人英雄主义”和“名利思想严重”，检讨做了7次。

　　1958年，他开始把毛泽东诗词译成英文和法文，站在大太阳底下被批斗，缘由是不同意用分行散文的方式进行翻译。

　　许渊冲用的翻译方式是韵文，他一边被暴晒，一边不肯罢休地嘀嘀咕咕，琢磨着怎么翻译《沁园春·雪》。一会儿觉着，自己把“惟余莽莽，顿失滔滔”的音韵节奏都翻译出来了，一会儿发现，自己成功把“略输文采，稍逊风骚”的对仗也译出了精髓。他神游天外，暗暗得意，深觉找到了“消磨时光的绝妙方法”。有一次他挨了100“鞭”，“用树枝打”，疼得他只能坐在妻子照君帮他找来的救生圈上。可即便是皮肉之苦，也没能消磨掉许大炮在学术上顽强的战斗意志。

　　2007年他患了癌，做手术切掉了一部分肠子，医生保守估计他还能再坚持7年，7年后，直至如今，那个“估计”果然显得过于“保守”。

　　即便年逾九十，他仍然显出十二分矍铄。近年来他有些耳背，说话的音量比过往大了许多。采访他时，提的问题大多不能叫他满意，他不时地大声打断，“就问我这样的问题吗”，又说，“去看我的书，书里都有”。

　　保姆说，这已是老人家对媒体的常态。

　　“五十年来《红与黑》，谁红谁黑谁明白”

　　他的一个世纪里，最大的“战斗”恐怕是直译与意译的论战。

　　过了几十年，他还记得老师曾讲的：翻译最大的问题是只译了词（表层结构）而没有译意（深层结构），说有一个外科医生医治箭伤，只把箭杆切断，却把箭头留给内科医生去取，外文翻译决不能学这个外科医生。

　　1995年，翻译家韩沪麟在《文汇读书周报》上撰文，认为许渊冲的版本，“不仅与原文太不等值，而且已经不像是翻译，而是创作了”。紧接着，翻译家施康强在《读书》上的一篇文章里，详细分析了不同版本《红与黑》开卷第一句不同译文的特点，同一句话，罗新璋译成“风光秀美”，到了许渊冲那里，就扩张成了“山青水秀，小巧玲珑”。施康强评价，“许先生对四字成语情有独钟”。

　　许渊冲的翻译方式，通常并未改变原文结构，却爱在形容词上下一番功夫，诗词的韵味仿佛揉在他骨血里，哪怕是在许多同行看来，应当平铺直叙的时候，他也要在用词的节奏和色彩上，添上自己的理解。

　　那场笔墨硝烟里，一篇篇论文成了翻译名家们承载观念的武器，哪怕师出同门如许渊冲和赵瑞蕻，也顾不得平日的交情，各自站定立场，你来我往，投笔为枪。

　　哪怕是一向与许渊冲交情甚好的许钧，此时也秉持了不同的观念。他认为翻译应尽量再现原作风格，译者“是否应该克服自己的个性,以表现原作者的个性”。许钧直言，“郭（宏安）译的成功之处，正在于他再现原作的风格上所作的可贵努力和取得的良好效果”。

　　“可见他认为郭宏安再现了原作的风.格，而我却是不克服自己个性的译者。”许渊冲在回应许钧的文章里写道。

　　《红与黑》里的同样一段内容，郭宏安的译本是“心肠硬构成了外省全部的人生智慧，由于一种恰如其分的补偿，此刻市长先生最怕的两个人，正是他的两个最亲密的朋友”，许渊冲的译本，则是“外省人讲究实际， 自作聪明，不重情义，现在，公平合理的报应落到市长先生头上了，最使他提心吊胆的两个人，却是他最亲近的朋友”。

　　“许钧认为郭宏安再现了原作的风格，但原作的风格是这样莫名其妙,叫人不知所云的吗？心肠硬怎么成了人生智慧？害怕朋友怎么成了补偿？而且是恰如其分的补偿？斯汤达会说些这样叫人听不懂的话吗？”许渊冲的反驳一如既往，气势汹汹。

　　他强调，“口是心非”这个词确实是原文里没有的，属于他创作式地增加，但那是将原文嚼碎了，吃透了，理解了的情形之下，顺理成章地加上去的，绝不是无法克服自己的个性“随意增加文字”，反倒是“更清楚地表达原作的内容”。

　　末了，老爷子斩钉截铁地给出结论，“许钧对风格的看法是错误的”。

　　同样毕业于西南联大的赵瑞蕻，是国内第一位翻《红与黑》的译者，他的翻译思想与许渊冲也不相同。同一句法文，赵瑞蕻译成“我喜欢树荫”，许渊冲译成“大树底下好乘凉”。赵瑞蕻用了市长夫人“去世”了这种译法，许渊冲则译成了“魂归离恨天”。

　　许渊冲觉得，两种观念的根本，是实境与真境的区别，“喜欢树荫”是实境，可若是思考一下市长喜欢树荫的缘由，晓得市长的喜好源于大树底下好乘凉，才可进入真境。同理，市长夫人的去世也是实境，可故事中，她并非自然死亡，而是含恨而死。于是，他认为自己翻译的版本才“进入了真境”，得了原著真意。

　　“还找得到比‘魂归离恨天’更好的译文吗？”许渊冲反问。

　　学术争论归学术争论，许渊冲与老友们倒是交情依旧。他参与翻译的《追忆似水年华》出版时，还给赵瑞蕻寄了一套书过去。

　　扉页里还是“记仇”地题了一句话——五十年来《红与黑》，谁红谁黑谁明白。

　　而在许钧眼中，年长他30余岁的许渊冲，当然是翻译界的前辈大家。提及那位百岁老人，许钧直言“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从翻译研究这个角度来说，是许渊冲让我想通了关于翻译问题的一些事。”许钧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我后来发现，他的一些观点跟我的一些观点不太一致。他一直把我称为许小兄，对我一直都是非常地鼓励，有什么观点，我们可以进行争论，也可以写文章，但是友谊一直存在。”

　　几十年过去，跟同行们相争的往事，都已成了许渊冲记忆里的小灰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重新提起，他不当回事地摆手，“破事，懒得记了”。

　　某次会议上，他遇见前几年刚论战过的翻译家、诗人王佐良，仿佛忘了先前的不虞，还拿了自己的书请对方“斧正”。

　　王佐良哭笑不得，告诉他：“你以后少批评我两句就行了。”

　　老师的老师，大家的大家

　　老友许钧赞叹许渊冲“是为翻译而生的”。

　　可许渊冲小时学英语也是糗事一箩筐。他读小学四年级，26个英文字母排在眼前，他编成了顺口溜。“打泼了油，吓个要死，歪嘴”，是WXYZ。“儿子”sons被他注音为“孙子”，“女儿”daughters是“刀豆子”。

　　“动植物不分、长幼无序。”时隔多年，他对自己的学习方法作出了点评。

　　直到中学，渐渐迷上了集邮，收集外国的邮票时，才觉出英文“有点用处”。

　　1938年，许渊冲考上了西南联大，学外文。他的老师是叶公超、钱钟书、吴宓。

　　1940年5月29日，许渊冲在日记里记下了这个日子。那天，吴宓专门叫住了他。那时吴宓听闻，许渊冲的俄文课成绩“小考100分，大考100分，总评还是100 ”，夸他“从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分数”。

　　“吴先生是大名鼎鼎的老教授，这话对一个19岁的青年是多大的鼓舞！我当时就暗下决心，《欧洲文学史》一定也要考第一。结果我没有辜负吴先生的期望。”许渊冲在日记里写道。

　　那时，吴宓为外文系四年级的学生讲作文和翻译。许渊冲第一次听他讲翻译，是1939年暑假，在昆华工校的大教室里。他记得吴宓说，翻译要通过现象见本质，通过文字见意义，不能译词而不译意。

　　“其实，他说的词，就是后来乔姆斯基所谓的表层结构，他说的意，就是所谓的深层结构。不过他言简意赅，没有巧立名目、玩弄字眼而已。”许多年之后，许渊冲回忆。

　　在西南联大求学的岁月，时隔将近一个世纪，仍然铭刻在许渊冲的记忆里。他还记得，有一年出现了“空前绝后的精彩”，来自清华、北大、南开的名教授，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他去听冯友兰讲哲学，冯先生在台上说，“诗的含蕴越多越好。满纸美呀，读来不美，这是下乘；写美也使人觉得美，那是中乘；不用美字却使人感到美才是上乘”。

　　许渊冲把这些话琢磨了几十年，联系到翻译上，悟出“形似是下乘，意似是中乘，神似是上乘”。他自诩按照这条路译诗，就能“在天地境界逍遥游”。

　　他听了“闻一多讲《诗经》，陈梦家讲《论语》，许骏斋讲《左传》，刘文典讲《文选》，罗庸讲《唐诗》，浦江清讲《宋词》《元曲》，朱自清讲《古诗十九首》”。

　　50年后，许渊冲把《诗经》305篇，《古诗十九首》《唐诗》150首，《宋词》150首，《西厢记》四本十六折，都翻译成为格律体的英文诗；把《唐诗》《宋词》各100首，译成押韵的法文。

　　他仍记得1939年5月25日，听闻一多先生讲《诗经·采薇》，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写出了人民战时的痛苦，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在许渊冲的回忆里，闻一多一边讲，一边捻了捻从抗战开始之后蓄起的胡须，“流露出无限的感慨”。

　　50年后他翻译这篇《采薇》，一心想要让译文中能“看得见无声的画，听得见无声的音乐”。之前旁人的翻译，“霏霏”译成“fly（飞）”，许渊冲看了不喜欢，觉得太像散文。他把“依依”英译为“shedtear”，法译为“enpleurs”，皆有哭泣的含义，营造了挥泪作别的氛围。

　　许渊冲回忆往事，自言“不能不感激”那些先生，又感慨，“英魂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

　　追忆逝水年华

　　在西南联大的同学里，许渊冲推崇的，头一个就是物理系的杨振宁。他三番五次夸赞杨振宁确然是“天才”，是“两万人中的第二名”考入西南联大之人。

　　这夸赞里却也带了几分不服气的意味，他提及杨4岁认字，其母“教了3000多个”，而自己4岁时只会300个字，是因“母亲去世了”。又说起杨振宁5岁能背诵《龙文鞭影》，惜不解其意，而自己已会看白话小说，能背《水浒传》一百单八将。

　　他和杨振宁一起上叶公超教授的“大一英文”，第一次小考，外文系的许渊冲考了85分，而物理系的杨振宁却得了95分。

　　“无怪乎他小时候就说将来要得诺贝尔奖金了。这不是天才吗？”许渊冲感慨。他与杨振宁的交情，因毕业后的各自际遇而暂时中断，又在半个多世纪之后，重新于北京交汇。

　　他读了《杨振宁文选》，发觉其中提到“做物理研究之三要素是三个P，Perception， Persistence，Power。即眼光、坚持与力量”。

　　“可以译成‘眼力、毅力与能力’。”他对杨振宁说。

　　“那不是把‘三P’变成‘三力’了吗？”杨振宁问。

　　“你本来就是力学大师嘛！”许渊冲答。

　　他在西南联大的老校友中，显得格外活跃。每每新书出版，就要给在世的师长、同学寄去，若谁不在了，就给对方的子女寄去，扉页题词。

　　给作家汪曾祺的献词是“同是联大人，各折月宫桂 ”；给历史学家何兆武的是“当年春城梦蝴蝶，今日清华听杜鹃”；给画家吴冠中题了“诗是抽象的画，画是具体的诗”；给做卫星的王希季是“卫星是天上的诗词，诗词是人间的明星”；给化学家申泮文的是“译学也是化学，化原文为译文”；杨振宁的则是“科学是多中见一，艺术是一中见多”。

　　许渊冲的书架上放满了相框，全是与妻子照君的合影、全家福。唯一的“外人”是杨振宁，他和杨振宁的合影，摆在他的“北极光”奖牌旁边。

　　老人家中书架不少，最特殊的一个，是一人多高的小书架，就挨在他床头，仅仅耗费了他15元钱。那上面满满当当，摆着的都是他的著作和译作。

　　妻子去世后，他睡在书房的单人床上，紧挨着书架和书桌。床上搭着雪白的蚊帐，看上去就像西南联大的男生宿舍。

　　床边的盒子里，放满了钱钟书写给他的信。

　　几十年里，许渊冲一直保持着与钱钟书的往来，时不时通一封信，将自己的最新译作寄送过去。有一回，钱钟书回他，“谢谢你给我看你成就很高的译文。我刚读完。你带着音韵和节奏的镣铐跳舞，灵活自如，令人惊奇”。

　　“‘成就很高’可能是客气话，也可能是对学生的嘉勉。”许多年后，许渊冲说。

　　他翻译李清照的《小重山》，翻到“碧云笼碾玉成尘，留晓梦，惊破一瓯春。”翻了注解，知晓“碧云”是茶叶，又记起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里描述过一段关于喝茶的生活，不能确定这一句讲述的情境究竟是什么，只好“又写信去问钱先生”。

　　不几日他便得了钱钟书的回信：“李清照词乃倒装句，‘惊破’指‘晓梦’言，非茶倾也。谓晨尚倦卧有余梦，而婢已以‘碾成’之新茶烹进‘一瓯’，遂惊破残睡矣。鄙见如此，供参考。”

　　于是许渊冲便把这句词，译成了“一杯碧云似的春茶，使词人从晓梦中惊醒过来了”。

　　1987年，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许渊冲译成法文的《唐宋词选一百首》，他专门给钱钟书寄了一本，不多时又得了一封回信——

　　“渊冲译才我兄大鉴：奉到惠赐唐宋词法译本，感谢之至。足下译著兼诗词两体制，英法两语种，如十八般武艺之有双枪将，左右开弓手矣！钦佩钦佩！专复即颂。”

　　“一个人走自己的路”

　　每天下午，保姆都会用电动车载着他，去离家不远的公园里散步。许渊冲喜爱那里的景色，之前他都是自己蹬着自行车去的，直到2017年的中秋，他一不留神摔了一跤，右腿骨折。

　　即便如此，他仍然盛赞那晚的月色，仿佛为此摔断了腿也是值得。

　　百岁的许渊冲精力仍显充足，他早早学会了使用电脑，如今的翻译工作，都是用他书房里的台式电脑完成。翻得沉迷起来，就半宿半宿地熬夜，每天都工作到凌晨三四点。

　　前些年，写累了，他往长沙发上一躺，妻子照君走过去，看看他还出不出气儿。

　　他爱吃汉堡和方便面这些“垃圾食品”，爱喝加热的可乐，对甜食尤为热衷。妻子照君有时试图阻拦他，他不肯听，“我就要吃”。

　　2018年，与他携手了大半生的妻子去世了。那段时间他异常沉默，有时甚至一晚上只睡一两个小时。他曾在书里数次赞叹雪莱的名言：“爱情好像灯光，同时照两个人，光辉并不会减弱。”

　　一个失眠的夜里，他从床上一轱辘爬起来，又坐到桌前，开始翻译。“只要我沉浸在翻译的世界里，我就垮不下来。”他说。

　　沉淀大半生，观点梳理成理论，许渊冲一句“翻译是艺术”，将翻译视作“两种语言的竞赛”，将文学翻译视作“两种文化竞赛”。他不肯满足于再现原文，更乐意“胜过原文”。

　　在他的作品《翻译的艺术》前言中，他写道：“英国翻译家认为‘林纾翻译的狄更斯作品优于原著’……这应该是我们文学翻译工作者努力的方向，如能再创造出‘胜过原作’的译文来，那就是给世界文化灌输新的血液，可以使世界文化更加光辉灿烂。”

　　他翻译《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彩云的译法可以直译为“coloured cloud”，有颜色的云，也可以意译为“rainbow cloud”，即彩虹般的云。许渊冲选择了“神译”，译作“crowned with cloud”，戴着云彩一般的皇冠。

　　许渊冲解释，直译太像散文，用词也逊于意译，缺了诗意。只有神译，不止译词也译了句，还表达出了白帝头戴皇冠的意象，点明了诗中比喻对象的身份，能让读者想象出白帝城高居彩云之间，如同“戴了一顶金光灿烂的皇冠一样”。这样翻译，不见“彩”字，又让人看见彩云，比前两种译法要“美得多”。

　　这位翻译大师最爱翻译的是诗词，对音韵的美感，他几乎求索了一辈子。

　　如今，50前的“未来”早已成为过去。

　　横跨大半个世纪，他仍然记得求学时，西南联大门口的路。一条是公路，一条是学子们天长日久，踏出的小路。可他最爱的是一条自己独自觅出的路，月夜，黄昏，河畔的影子，以及自己踏出的脚印，都是这位老人专属里的美好回忆。

　　他写道：“我过去喜欢一个人走我的路，现在也喜欢一个人走我的路，将来还要一个人走自己的路。”（记者 张渺文并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