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海内外闻名遐迩的藏书楼，新中国成立后，瞿家后人谨遵先训，将铁琴铜剑楼的收藏无偿捐献给国家。 （资料图片）

　　汲古阁所刻书籍十分精致。上图为汲古阁刻《三国志》，毛晋为刻“十三经”“十七史”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图片来源：视觉中国）；下图为汲古阁刻《琴川志》（资料图片）。

　　“行野田夫皆谢赈，入门童仆尽抄书。”这是古时书城常熟的真实写照。一座县级小城，藏书之盛能与苏州、杭州并肩，享誉四海。常熟藏书史篇，不仅折射出江南一地的兴衰沉浮，更散发着中华文化的独有芬芳。

　　流传至今的中华典籍，大多数是经过历代私人藏书家递藏的，而常熟藏书家对中华典籍的传播做出了独特贡献。明清以来，常熟成为中国私家藏书的中心地之一，被誉为藏书之乡、藏书圣地。据《江苏艺文志》等载，明清两代常熟一地有近三百位藏书家。《常昭合志》设藏书家一门，其序云：“独吾邑以藏书之名著闻于海内者，自元明迄今，踵若相接，其遗编散帙，流传四方。”

　　“缥缃盈几案，室有诗书声。”在岁月长河中，藏书人如驾扁舟，载渡着先贤留下的典籍，传递着中华文明的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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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脉望馆赵氏抄校重要典籍，为后世留下珍贵文化遗产

　　常熟的藏书之风，得益于虞山藏书派几百年间的书香传递。虞山派藏书家不仅收藏书籍，还兼著述、考订、校雠、编纂、出版，在学术、文化多个领域都颇有建树。

　　虞山藏书派始于赵用贤、赵琦美父子，他们开启了该派藏书并将书籍校勘、刊刻发行的新里程。赵用贤为明隆庆五年（1571）进士，官至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生平藏书两千多种，逾万册。他著录的《赵定宇书目》记录所藏经书、史书、子书、类书等三千多种。赵琦美为赵用贤之子，因父亲喜爱藏书，从小深受濡染，其藏书楼名为“脉望馆”。“脉望”一词取自《仙经》：“蠹虫三食神仙字，则化为此物，名为脉望。”“脉望”，即为传说中的仙虫，书为其食，足见赵琦美对藏书之情深。赵琦美著《脉望馆书目》，记录所藏古籍达五千余种、两万余册，从建筑到医学，从小说到戏曲，种类非常丰富。更令人吃惊的是，赵琦美的藏书中还有西方传教士的注译书籍。

　　赵琦美勤奋好学，精校勘。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苏州瘟疫流行，赵家亦不能幸免。赵琦美在与大夫沈南昉的交谈中得知，《伤寒论》一书内容并不完全，多有缺漏，遂搜集多种版本加以补充、校对并刊刻成《仲景全书》。现《仲景全书》共有六部，分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及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其中，日本的藏本为赵琦美初刻本翻刻，中国所藏皆为赵琦美补刻本。

　　赵琦美抄校辑集的《古今杂剧》是脉望馆最为动人的作品，此书今存国家图书馆，被誉为研究我国戏剧史的宝库。《古今杂剧》收录马致远、关汉卿、白朴、郑光祖等名家杂剧，但更多的是无名氏杂剧，所收242种剧作，抄本173种，刻本69种。其中136种孤本到1938年被发现时已经湮没三百余年。如果没有这部书，我们今天无法了解元明杂剧全貌。当年郑振铎发现此书存世并想方设法使之归诸国库，他在《跋〈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中说：“这宏伟丰富的宝库的打开，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增添了许多本的名著，不仅在中国戏剧史上是一个奇迹，一个极重要的消息，一个变更了研究的种种传统观念的起点，而且在中国历史，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上也是一个最可惊人的整批重要资料的加入。这发现，在近五十年来，其重要，恐怕是仅次于敦煌石窟与西陲的汉简的出世的。”

　　如今，包括脉望馆在内的赵用贤宅已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赵用贤宅堪为江南明代官绅大族住宅典型、江南明代建筑彩绘典范，而这与赵琦美对《营造法式》的收集、整理、研究和传播密不可分。赵琦美购得的《营造法式》残书，缺了十八卷之多，他遍访各地藏书家，几经搜寻，得残本三册，随后又借得内阁本参酌抄录，历二十多年才补齐全书。他还不惜重资聘请画师重新绘制书中插图。赵琦美的《营造法式》整理本对常熟的能工巧匠能够顺利设计与建造脉望馆和周边建筑帮助甚大。“脉望馆”作为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之一，可与宁波的天一阁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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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汲古阁主人毛晋变卖田产只为刻书，倡导藏书致用、开放流通

　　毛晋是中国乃至世界一流水平的私人刻书家，通明好古、博闻强记，喜读书、抄书、编书和藏书。毛晋藏书、读书、校书之处有汲古阁、绿君亭、目耕楼、读礼斋、载德堂、笃素居、宝月堂、追云舫、续古草庐等名，以汲古阁最为著名。

　　据陈瑚《为毛潜在隐君乞言小传》记载，汲古阁“其制上下三楹，始子讫亥，分十二架，中藏四库书及释道两藏。”崇祯十五年（1642），毛晋友人王咸为他绘制了《虞山毛氏汲古阁图》，现藏于国家图书馆。

　　毛晋藏书乐于开放，终身致力于传播秘籍。杨绍和《楹书隅录》卷一“影宋精抄本五经文字三卷”条目下引毛扆识语，称毛晋曾告诫毛扆：“吾缩衣节食，遑遑然以刊书为急务。今板逾十万，亦云多矣，窃恐秘册之流传尚十不及一也。”毛晋为传播文化而收藏、刻书，这同束之高阁、秘不示人的一些收藏家不一样。因而，吴伟业《汲古阁歌》称赞他“君获奇书好示人，鸡林巨贾争摹印”。

　　毛晋为买书、刻书花去大量资金，甚至变卖田产刻书。清钱泳《履园丛话·梦幻》载：“子晋本有田数千亩，质库（即当铺）若干所，一时尽售去，即以为买书刻书之用。”刻儒家“十三经”时，恰逢连年灾荒，债台高筑，毛晋一次就卖掉良田三百亩。毛晋从明崇祯元年（1628）至清顺治十三年（1656），历时近三十载刊刻卷帙浩繁的“十七史”，耗资又数倍于“十三经”，《重镌十三经十七史缘起》称“奚止十年之田而不偿也”。毛晋刊刻本应由官方刊刻的“十三经”“十七史”，体现了他传承文化的责任担当。中华珍贵典籍能流传至今，像毛晋这样毁家付剞劂、“以刊书为急务”的藏书刻书家功不可没。

　　毛晋刊书不一味以营利为目的，而是带着深厚的文化情怀，注重选本和校勘。他凭借丰富的家藏，选择精善之本。据载，毛晋“于书无所不窥，闻一奇书，旁搜冥探，不限远近，期必得之为快。然不以秘帐中而以悬国门，必手自雠校，亲为题评，无憾于心，而始行于世。”毛晋选择底本也极为慎重，大多以宋本付梓刊行。他对所刻各书，认真校勘并撰跋，有《隐湖题跋》等传世，收入《汲古阁书跋》中的有249篇。此外，毛晋不仅自己抄校，还聘请王咸等名士校勘。单是刻印“十三经”“十七史”就招聘了30人，13人校经书，17人校史书。其中，江阴老儒周荣起，精六书之学，毛氏刻校古书，多由其刊正。

　　毛晋一生刻书六百多种，刊书版片多达109567块。当时常熟一带有“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的说法，又有诗称“行野田夫皆谢赈，入门童仆尽抄书”。当时，“天下购善本书者，必望走隐湖毛氏”。毛晋印书用纸由江西特造，厚的称毛边，薄的称毛太，整批定购，统一规格和质量，降低成本，保证供应。毛边、毛太之名至今成为纸张的专门名称。毛晋刻书牵动了中国的许多省份。他曾先后雇两千人为其抄写典籍，可见其规模之大。

　　许多古籍的毛刻本是传世唯一的全本、足本。如《武林旧事》明刻本或六卷，或不足六卷，毛刻本十卷，首尾完备。毛刻《花间集》，李一氓在《校后记》中称“好处是目录完备，虽然刊刻时间较晚（明末），但比起其它万历、天启本子来，还算是规矩的，没有乱分卷帙、臆改字句之处。”

　　在中国私家刻书史上，若论刻书数量之多、影响之大、流传之广，非汲古阁毛晋莫属。毛氏藏书八万四千册，汲古阁抄刻之书风行天下，在传播中华文化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其出版活动直接推动了晚明至清代的书籍出版，为其后的许多刻书家们所效仿。在毛晋的影响下，常熟一地及苏、锡、常一带出现了一大批出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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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熟张氏、瞿氏藏书刻书泽人，家风绵延，诗书千秋

　　常熟历史上有一个家族被誉为“书种”家族，这就是南张家族，从元代常熟南张始祖张孚始，绵延五百余年，忠厚传家，诗书继世，读书种子不绝。《南张世谱》载张氏祖先张衡筑“书种轩”为藏书训子之所，寄望子孙能藏书读书，延续家风。

　　南张“书种”家族的代表人物是清代张海鹏和张金吾叔侄，其“传望楼”刻书和“爱日精庐”藏书，在我国文献学史、目录学史上有很高地位，影响至今。张金吾的妻子季景和也好藏书读书，与张金吾相对鉴赏，成就一段佳话。

　　张海鹏有藏书楼“借月山房”，其刻书处名为“传望楼”，一生拳拳于流传古书，至老弥笃。黄廷鉴撰《朝议大夫张君行状》记张海鹏曾说“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读书只以为己，刻书可以泽人”。为了刻书，张海鹏屏绝时趋，自奉俭约，先后辑刊了大部丛书、类书和总集，共刊印古籍三千余卷，所刊书注意精选版本，精心校勘，刻印精雅。

　　张海鹏辑刊大部丛书中，《学津讨原》收录明代以前有关经史实学、朝章典故、遗闻轶事或书画谱录可备考证的古籍。《借月山房汇钞》专收明清学者的著述，内容广泛涉及经学、杂史、史评、地理、传记、杂家、艺术、谱录、小说家、诗文评等。《墨海金壶》多选宋、元人著作，为四部中有关实学而传本将绝者。张海鹏还以影宋钞本详加校勘，重刻成《太平御览》一千卷。

　　张海鹏侄张金吾潜心藏书、校书、纂辑刻印图书，他购书七八万卷，藏书达10.4万卷。张金吾有藏书楼“爱日精庐”，所藏书多为经部之书、宋元旧椠以及金元两代遗集。

　　张金吾的藏书并不秘藏，而是“乐与人共，叩必应”。张金吾提出藏书不秘，就是“宝爱”藏书。他在影写宋刊本《北山小集》跋中记：“今既幸为己有，冥冥中郑重付托，大望后之人广为传布者又何如，乃谬为爱护，秘不示人，甚无谓也。”张金吾反复强调藏书为读书，他说：“人有愚、智、贤、不肖之异者，无他，学不学之所致也。然欲致力于学者，必先读书，欲读书者，必先藏书。藏书者，诵读之资，而学问之本也。”

　　张金吾的著述甚丰，其所著《爱日精庐藏书志》收录有关实学而为世人鲜见的宋元旧椠及抄帙765部。顾广圻撰序予以高度评价，称为“开聚书之门径”与“标读书之脉络”。

　　与张氏一样有着优良家风的，还有铁琴铜剑楼瞿氏。瞿氏视藏书读书为生活方式，把读书修身作为立德做人的基本点。相传翁同龢为铁琴铜剑楼题联“入我室皆端人正士，升此堂多古画奇书”，高度概括瞿氏藏书、读书与做端人正士的关系。

　　铁琴铜剑楼是清代四大私家藏书楼之首，是海内外闻名遐迩的藏书楼，有着两百多年的历史，凡是研究中国藏书史者，必会讲到此楼。瞿氏五代人精心藏书、护书，特别是第三代楼主瞿秉渊、瞿秉清兄弟在咸同年间为避战乱，将铁琴铜剑楼藏书七次大迁移，终于保全藏书精品。瞿氏护先人遗籍以体现仁孝，翁同龢称之为“仁孝之诚”。

　　瞿氏藏书积学，五代人读书成果丰富。尤其是瞿氏编有《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等集大成的私家藏书目录，又有《铁琴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等丰富多样的专题特色书目，可以说蔚为大观。

　　瞿氏有高尚的藏书共享胸怀，除通过互抄藏书、编藏书目、刻印藏书等途径公开交流私藏之外，或直接捐赠藏书，或将私家藏书地营造成文人交流处。许多学者到铁琴铜剑楼访书交流、登楼阅览、借阅抄录等，铁琴铜剑楼藏书供社会利用，发挥了公藏的部分功能及区域学术文化交流中心的作用。

　　特别是瞿启甲创建常熟县图书馆，捐书充馆藏，临终遗命家人“书勿分散，不能守，则归之公”。后来抗日战争爆发，日寇轰炸瞿家老宅，大量书籍文物被毁，铁琴铜剑楼几成断壁残垣。新中国成立后，瞿家后人谨遵先训，将铁琴铜剑楼的全部收藏无偿捐献给北京图书馆（后发展为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常熟图书馆等。

　　藏书离不开藏书楼，常熟大大小小的藏书楼曾如繁星拱卫虞山，其中不乏在全国享有盛名者。奈何不抵岁月风沙，遍布古城的藏书楼大多已湮灭于历史长河，仅存几座如沧海遗珠，铭记着那段飘着书香的历史。藏书是一代又一代读书人之间的传承，他们不仅藏书也校勘书、复刻书，即使散尽家财也要不休止地完成自己对于书籍的使命，使好的书籍得以延续于后代。

　　岁月悠悠，一缕书香绵延千年，勾勒出常熟如今的模样，涵养出这座城市知性儒雅的文化气质和崇文重教的精神底色，也塑造了这座城市温润如玉的性格，这其中蕴藏着智慧，蕴藏着源源不绝的生机与活力。

　　（曹培根 作者系常熟理工学院教授）